第一卷事件第三章

15一月六日，从午后开始又稀稀落落地下起小雪。天空阴沉沉的，但远处仍微微发亮，看来不会像圣诞夜那样下大雪。打伞的行人很少。轻飘漫舞的雪花装点着行人的头发，落在孩子们的掌心，在人间感受片刻的温暖后，便立马消失得无影无踪。城东第三中学西侧相隔四个街区的儿童公园门口，一位少女正仰望着空中飘扬的细雪。她身穿棕色连帽粗呢大衣，领口处露出白色的高领毛衣。及肩的头发扎成两股，或许是发质太硬的缘故，垂在脑后的发辫仿佛木雕的少女人偶，俏皮地从耳朵背后翘了出来。天气十分寒冷。少女跺着她那双穿着运动鞋的脚，用藏在口袋里的双手隔着大衣摩擦自己的身体。雪片停在少女暗红色的鼻尖上。约好的时间是下午一点，已经过了五分钟。公园里空无一人。原本还担心下雪天里来公园玩的孩子会比平时多，现在可以稍稍放心了。可这样磨磨蹭蹭的，还是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被人看见了可就不妙了。当然是不被人看到的好。可是，要想绝对不被人发现，也不太可能。只要在投进邮筒时不被人发现就可以了。公园附近有个公交车站，是石川三丁目的巴士站台，开往东京电车站八重洲出入口的都营巴士会停靠于此。从这儿一直坐到终点站，将信投入东京站附近的邮局。连邮票都贴好了。明明是很简单的任务，可为何事到临头，又不准时前来了呢？就因为这样，才会被人骂作“拖拉鬼”和“糊涂蛋”。心里的话语，在体内激起回声：拖拉鬼，糊涂蛋。还有一句：丑八怪。这些词句一直都在。就算什么都不说，也会发出嗡嗡的回声。少女的视线落在脚背。北风呼啸着将雪花刮到脸上。她伸手提起背后的大衣兜帽，严严实实地套在头上。她讨厌冬天。室外的低温下，满脸疙疙瘩瘩的粉刺会发红，愈发惹眼了。冬天空气干燥，脸上未被粉刺覆盖的皮肤会毛糙起皮，留下点点白斑。妈妈说，这是因为自己把粉刺药膏涂在了没长粉刺的皮肤上。可这些部位今后一定也会长出粉刺来，所以必须涂药。“树理，对不起，对不起啊。”听到有人大声喊自己的名字，少女吃了一惊，抬起头来。浅井松子正从马路对面一路小跑而来，身上穿着件中年妇女风格的棉大衣。“巴士开走了吗？”松子上气不接下气地拽住了树理的胳膊。树理蜷缩在心底的注意力，被粗暴地拖回现实世界。“还没。”“啊，还好，还好。”松子夸张地表达出内心的喜悦，嘴里冒出一大团白气。她手忙脚乱地拍打着棉大衣，抖落身上的雪片。“这种天气，巴士也来得迟吧。”三宅树理透过漫天飞舞的细雪朝远处张望，一辆布置着新年装饰的汽车从左往右开了过去。今天是年后的第一个星期五，路上车辆很少。回家探亲或外出度假的人们已经回来了，各个公司明天起就要正式上班了。各学校明天都要举行开学典礼，沉闷无聊的每一天又要开始了。正因如此，我们才要这么做，使沉闷无聊的日子有几分转变。“巴士来了。”松子用傻里傻气的欢快声调说道。跟树理不一样，她的眼睛很尖。“是一百六十日元吧。”说子像幼儿园的小孩似的，从钱包里倒出硬币数了数。树理在一旁看着，心里气不打一处来。跟松子在一起时，她总是这样。对于这个呆头呆脑，总爱不分场合高声傻笑，对无聊的事物兴趣盎然的松子，树理没有半点好感，甚至可以说非常讨厌。尽管如此，树理仍然总是和她在一起。巴士很空，只有正中间的座位上稀稀落落地坐着两三个大人。树理上车后直奔最后一排座位，松子紧跟其后，一屁股坐在她身旁。“哈哈，能坐上座位，真不错啊。”有什么好高兴的？树理看着松子的侧脸。岂止不可思议，简直无法忍受。我们是为了什么才去东京站的？已经把目的忘得一干二净了吧？看她那傻乎乎的高兴劲儿，像是两人约好一起去看电影似的。“树理，你带来了吧？”仿佛听到了树理的心声――虽说对这个迟钝的朋友而言，这几乎不可能――松子压低声音问道。树理又感到不耐烦了。怎么可能不带来呢？“带着呢。”“放哪儿了？让我看看，让我看看。”“现在不能拿出来。”树理板起脸，对她怒目而视。松子似乎一点也不在意，说了声“哦，倒也是”，又“咯咯”地笑了起来。这家伙该不会是个傻瓜吧？不，我早知道她是傻瓜。约她一起来的我才是真正的傻瓜。早知如此，应该一个人来。树理后悔了。真不该屈服于恐惧，将一切都告诉松子。树理转动眼珠，悄悄打量着身边的松子。只见她双手放在膝盖上，老老实实地坐着。鼓胀的棉大衣让她看上去很胖。不过，她的皮肤很好，脸上不要说粉刺，连个雀斑都没有。头发略带棕色，并且相当柔顺，即使只剪了个简单的短发，仅看发型还是相当漂亮的。树理十分羡慕，甚至连做梦都想要这样的头发。作为一种终极选择，她还真的考虑过。有好几次晚上失眠，她躺在床上认真地思考这件事，越想越睡不着。如果，这一脸烦人的青春痘能够治愈，这一头硬邦邦的黑发能变成柔软的棕发，作为交换条件，你愿意成为满身肥肉的胖丫头吗？也就是说，和松子调换一下也无所谓吗？由于太胖，没法穿适合青少年的服装，只能在面向主妇的服装店购物，有时还要穿妈妈穿过的衣服。总是一副俗不可耐的中年妇女装扮的松子；上体育课时，隔着运动服也能明显看出分成三段的小肚子的松子；跑起步来腿上的肉直晃荡的松子；即使校服是定做的，隆起的赘肉也会将百褶裙的褶皱全部撑开的松子；下巴的赘肉肥满圆润，看起来像是没有脖子的松子。如果脸上难看的粉刺全部消失，如果发质变得柔顺，从此摆脱去高级理发店都没法理出漂亮发型，让理发师背过脸偷笑的尴尬，就算让我变成松子这副模样也无所谓。只要减肥不就行了？松子那么胖，是因为她不肯花心思减肥。把肥胖归咎于体质，完全是在找借口。“树理，”松子注视着树理的脸，“你的眼圈红红的哦。”我怎么冒出眼泪了？树理慌忙用手去擦。“不行啊，树理。你不是戴着隐形眼镜吗？这么擦会弄伤眼睛的。”松子就爱瞎操心。树理一声不吭地将目光转向车窗外。少说两句，让人家安静一会儿，好不好？可松子并不知道她的想法。松子伸出胖乎乎的手，紧紧握住树理的手。“我会一直待在你身边。你不用担心，你做的事情是正当的，什么也不用怕。“正当的事情。树理让自己的手留在松子汗涔涔的胖手掌里，心中展开思考。对啊，我是为了纠正不正当的状况才这么做的。她在脑海中不停地咀嚼这一想法，然后吞入胃中，消化，再消化。事到如今，绝不能在最后关头打退堂鼓。和两人一起坐到终点站的，只有一对在日本桥上车的母女。这对拎着许多购物纸袋的母女下车后，树理和松子也下了车。离斑马线很近，行人过马路去东京站，都会路过这里。“找个没人的地方吧。”说完，树理率先迈开脚步。松子急忙跟了上去：“为什么呀？”“不想被人看见。”“这里不就很好吗？”当树理提出盖上当地邮戳会比较麻烦的时候，松子便建议坐巴士去东京站投递。但从松子现在的言行来看，她是觉得只要邮戳不同就行了？不过她毕竟没那么细心。“好冷啊。”北风扑面而来，脸颊被吹得通红的松子嘟嚷道。明明裹着厚厚一层脂肪，居然还会冷？树理想挖苦她几句，最终还是忍住了。从东京站前往银座，两人漫无目的地走着。越靠近银座，灯光越亮，活力越足，整体氛围也越繁华。公交站那儿的商务楼仍然门窗紧闭，这里的百货商场周围倒充满了过节的气氛，生机盎然。情人爱侣、全家老小。大家满面喜悦，似乎都沉浸在幸福之中。而且，每一个都很漂亮。像我这样满脸粉刺的，一个也没有。像松子那样肥胖丑陋的，同样一个也没有。擦肩而过的人们，都会好奇地回头看看这两个与街景格格不入的初中生。至少，在树理的眼里就是如此。即使知道自己不可能进入他们的视野，树理却仍然能听到他们心中的声音。有一个差不多和树理同年的女孩在母亲的带领下，从两人眼前横穿而过，母亲的大衣袖子碰到了树理的衣服。她正专心和女儿聊天，并没有发觉，女儿却注意到了，并朝树理看了一眼。那一瞬间，女孩的眼中露出了吃惊的神情，还夹带着另一种感情，但立刻就消失了。树理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心中怒不可遏。吃惊倒也罢了。那种同情和放心的神色又是怎么回事？简直不可饶恕。那人怎么一脸粉刺？好可怜。幸好我的脸没变成那样。“树理，我们到底要走到哪里？”松子拉住树理的袖子，“刚才那儿也有个邮筒，已经走过了……”只管低头走路，没注意到。“别叫我的名字！”树理短促而尖厉地喝令道。“啊？”“要你别叫我的名字！”松子缩回了手，不明就里地说了声：“哦，对不起。”她终于知道退缩了。邮筒有的是，马路边、大楼前，到处都有。可每个跟前都有人。而且越靠近银座的中心地段，行人车辆也就越多。树理猛然站定身躯，随后转了个身，差点跟身后垂头丧气的松子撞了个满怀。“怎么了？“回去。”“回哪里去？”“公交车站。”松子问是不是投到刚才那个邮筒，树理给了肯定的答复。本以为松子还会反问原因，可她什么也没说，默默地跟了上去。也许她知道树理心情很差，正犯愁如何是好呢。树理真想哭，想号啕大哭。眼眶肯定又红了。即使只是随便走走，那段痛苦的记忆也会泛上心头。「哇，大家来看，这张脸怎么这样啊。」那种下流的笑声又在耳边响起了。「真恶心。喂，你没得什么脏病吧？」那三个人嘲笑谩骂着，紧跟在树理身后。那时树理一个人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有大人跟他们擦肩而过，全都一副视而不见的模样。树理抿紧嘴唇，咬紧牙关，低头继续前行。这样就什么也听不见了。这些家伙不能理睬，当他们不存在就行。这时，她的后背被人猛地踹了一脚。树理向前栽倒，脸蹭到了柏油路面上。那三人高声欢呼着，走近倒在地上的树理。其中一人还踢了踢树理的肩膀，刚要爬起身子的树理又跌倒在地，嘴唇也破了。“装什么酷啊，你这个丑八怪。”树理扬起脸，朝说话的那个人看去。只见大出俊次兴高采烈，一脸坏笑。“丑八怪去死吧。”随着一声辱骂，一只书包砸到树理的脑袋上，那是她自己的书包，“病菌！看什么看？恶心不恶心呀？”大出俊次抬起脚，正要迎面踢向树理的脸。树理立刻向一旁躲开，双手撑住地面。这时，有人揪起她的校服衣领，将她拉了个仰面朝天。不是井口就是桥田。“不是跟你说别看我嘛！丑八怪！”大出俊次的鞋底出现在眼前。树理的脸被他踩在脚底，鼻梁骨咯吱作响。疼痛与恐惧差点让她晕了过去。“哇――”的起哄声无情地从高处砸落……走在银座的大街上，三宅树理猛地停下身，一下子睁开双眼。她回到了现实世界。回忆消失了。有血有肉、铭刻在心的痛苦回忆。只有愤怒才能消除这种回忆。“树理。”松子又喊了一声，怕再次挨骂，连忙退后一步。树理又走了起来。没有任何解释。结果，她们再次来到最早看见的、位于公交站附近的邮筒前。邮筒的投递口贴着黄色的卡片。在互寄贺年卡的日子里，这个熟悉的标记都会出现。右边是一般信件的投递口，左边则是贺年卡的投递口。“都是寄的快信吧？”看到三封信的信封后，松子问道。树理正是如此准备的，光买邮票就花了她不少零花钱。“投哪个口才好呢？”右边的投递口仅限于一般信件。眼下这个时期，快信业务是不是非得到窗口去办理呢？“右边那个就行。”树理将三个信封全部塞进了邮筒。咔嚓。邮筒里发出干巴巴的声音。只用了一秒钟。没有重新考虑，也没有犹豫不决。松子替树理叹了口气：“太好了，树理。”刹那间，一个愤怒的声音从树理心底冒了出来，好似呼啸的北风，狂暴地摇晃着树理的身体。这个十四岁少女的细瘦身躯陡然充满了愤怒的力量，一触即发。好什么好？不好！一点也不好丨你为什么就不明白呢？我根本不想到这儿来，不想体会那种感受。我是被迫这么做的。树理早就控制不住内心的愤怒了，所以才写了信。原以为这么一来，就能将愤怒全都密封到信封里。可为什么信封已经落到邮筒底部了，愤怒却仍然留在自己的心里呢？树理开了口，用一种干涩而疲惫至极的声音说：“嗯，我们回去吧。”？“参考书找到了吗？”母亲问道。树理一下子没有理解她的意思。她从晚餐的盘子上抬起头，看着餐桌对面的母亲。一口饭刚刚送进嘴里，母亲只好咬着筷子呆呆地回望树理。“去过了吧？图书中心。”对了，白天出门时，妈妈问我去哪儿，我撒了个谎，说是跟松子一起去八重洲图书中心买参考书，因为附近的书店里没有想要的书。“嗯，去过了，不过没有买。”“没有要买的书吗？”“太多了，挑花眼了。”母亲嚼着嘴里的食物，会意地笑了笑：“你看看。”“钱要还给妈妈吗？”母亲也会断然拒绝，说煮熟的蔬菜比起生冷的色拉，能让人更有效地摄取纤维、吸收营养。所以端上餐桌的永远都是油炒和煎炸的食物。要把菜做熟，蒸和煮也是不错的手法，可母亲嫌麻烦，不肯做。说到底，她只会做她自己想吃又不费手脚的菜色。美容书上都写着，要想改变肌肤状态，最好首先改变饮食习惯。“这是医生写的正规的美容书。”树理想以此来说服母亲，可母亲立马驳回，说到改变饮食习惯，不如先把零食戒了。简直是偷换概念。树理提出要去看皮肤科的专家医生，母亲又会说，青春期的粉刺不是病，只要保持脸部清洁，不化妆，让皮肤直接暴露在空气中，自然会好。青春痘嘛，谁没长过一两颗呢？“也有人一颗都不长的。严重成这样的，全年级只有我一个。”“那是因为你自己去买那些不明不白的药往脸上乱抹。只要不乱涂药弄巧成拙，自然会好的。”讨论的结果总是这样的：爸爸妈妈和他们的兄弟姐妹没一个长过这么严重的粉刺，说明这并非家中遗传的体质造成的。只要树理不大惊小怪，很快就会好的，神经过敏反而会影响皮肤。说到最后，母亲都会做出这样的单方面判决。“总之这都是焦虑造成的，不是吗？只要放轻松一点，一切都会好转的。”树理也想放轻松一点。但是，心情要轻松，首先得皮肤光洁，让自己充满自信才是。自己也希望能够光明正大地面对周围的人。母亲的话完全是本末倒置。她怎么就不明白呢？树理慢吞吞地拨动筷子，从炒菜中剔除五花肉，同时问道：“爸爸今天去哪儿了？”“横滨。说他的新作马上就要完成了。”“会晚回来吗？”“估计会吧。”母亲一边吃东西一边瞄了眼时钟，“叫我们不要替他留晚饭。要跟大伙一起到常去的酒吧坐坐。”树理的父亲是个所谓的“星期天画家”，因为他是个上班族，画画并非他的本业。他本人倒一直以“画家”自居，虽不以此为生，却自认其创作态度与专业艺术家并无二致，绝非那些凭兴趣画几笔的星期天画家可比。有一次，树理被父亲自以为是的艺术论激怒了，便予以反驳：“可爸爸加人的那个‘二光会’，不就是一群凭兴趣画两笔的人吗？来我们家玩的那些人，谁都不认为自己是专业画家。不管你的创作态度如何，只要没人肯掏钱买你的画，用你的画装点客厅，就不能自称专业画家。不是吗？”谁知父亲勃然大怒，连脸色都变了：“你一个小孩子，胡说些什么？那些名画家，不都是在世时自己的画卖不出去，过着贫苦的生活吗？你知道梵高吧？他生前就没人肯买他的画，可你能说梵高不是艺术家吗？”真是歪理十八条，树理心中暗忖。跟妈妈一样，就知道偷换概念。我说的是爸爸你呀，为什么要拉梵高来撑腰呢？对于树理喜欢的现代艺术，父亲也一直看不顺眼，说如今的美术界让那些连素描都不会画的家伙跑去墙上涂鸦，乱画一通就能赚大钱，完全是穷途末路了。这会让真正的艺术家窒息而死的。现代艺术确实有这样的一面。即使在评价很高的作品里，也会有连树理这样的初中生都看得出是在糊弄人的作品。但树理很清楚，就算真有因此窒息而死的真正的艺术家，自己的父亲也绝对不在这个行列里。父亲从青年时代就开始画画了。他曾考过一次东京艺术大学，不过并未考上，而是进入一所普通大学的经济系，毕业后就职于大型家电企业，工作至今。由于年收入算得上丰厚，父亲每年都要带家人出国旅行一次。这对母亲和树理仅仅是观光游览，可对父亲而言，就是为了绘画，为了创作的旅行。无论去哪里，他都会随身携带画具。在机场的柜台处寄存行李时，他都会露出装模作样的笑容，主动说明行李箱里存放着贵重的画具。如果柜台前的服务人员听后说出“您是一位画家呀”之类的话，他便会挺直腰板滔滔不绝，说自己的作品人选过某某画展，这次旅行准备描绘哪里的景色等等，好像并不知道对方只是出于工作需要随便附和他罢了。不光是外出旅行，就连在外用餐或购物时，父亲也会逮住机会向人炫耀。每到这时，树理都会羞恼不已，尽可能和父亲保持距离。不仅是现在，早在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她就已经这样了。即使是孩子，到了这个年龄，也完全能分清对方的笑容是隐藏了困惑和厌恶的假笑，还是出于好意和尊敬的真笑。最令她无法容忍的是，父亲会无视女儿的心思，把树理拖入他的自我宣传中。“这是我的女儿，名叫Juri（注：Juri是“树理”的罗马字拼写。而在日本的漫画、影视作品中，常有名为Juri的美少女出现。），是我给她取的。这样的名字，无论哪个国家的人听来，都会感到亲切。”这时候的树理，真想当场死掉。小时候倒还好，毕竟那种羞耻感仅限于“五官平平的日本女孩偏偏起了个洋名字”的落差。可是，小学六年级第二学期开始，树理的脸上就开始一颗颗地冒出粉刺，升上初中后，整张脸更是变得一片狼藉。从那时起，她就再也无法忍耐“Juri”这个名字了。于是升上初二后，树理向父母提出更名的请求。城东三中每学年都要重新分班。新学期的首次班会上，每个人都要作一分钟的自我介绍。轮到树理时，她只报出自己的姓名，便径直坐了下去。可即使这样，她仍然听得到大家的低声窃笑。不光是二年级分班后初次看到树理的新同学，连一年级时同班的老同学也是如此。就箅他们没有笑出声音，树理也能听得清清楚楚。「长那么丑，还叫Juri呢。」所以树理想，至少把名字改掉也好。然而父母根本不能理解。父亲甚至还用反问调侃：“想改成片假名拼写吗（注：在日本的年轻人眼中，用片假名拼写的名字更时髦。）？”那天晚上，树理带着从便利店买来的剃须刀片进了浴室。她想到了死。可是，当她将刀片搁在手腕上，注视着自己雪白的手臂时，却怎么也下不了决心，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树理手臂内侧的皮肤很美，又细又白，是十四岁少女应有的肌肤。可为什么脸会变成这副模样呢？不，最近不仅仅是脸上，脖子和背部也都长出了粉刺。长出后会溃烂，溃烂后又长出来，不停反复，并留下难看的疤痕。疤痕尚未褪去，又会长出新的青春疸。简直就像遭到了恶魔的诅咒。她也不是第一次想到去死了。上初中后不久，第一次遭遇那群坏蛋――大出、井口和桥田三人帮时，她就已经想到了。那天她奔跑着逃回了家。当时妈妈出去买东西了，她一个人跑进盥洗室照了镜子，清楚地看到因粉刺而微微发肿的脸上，还留着大出的鞋印。那时，她也想到了死。她洗了脸，换了衣服，穿好鞋子，来到附近的高层居住区。她想跳楼。？她在高楼外梯顶端的平台上站了约一个小时，哭哭停停，伤心至极。但当她想到，自己的死只会让那些坏蛋更加幸灾乐祸，便擦干眼泪，走下楼梯。在乎这些，反正原本就没几个朋友。男同学们从一开始就不怎么理睬她，女同学们则是表面上嘻嘻哈哈，背地里尽说坏话。他们都觉得树理恶心，都说离她太近会传染上粉刺细菌，以至于不愿跟她一起下游泳池。这些流言蜚语，树理全都知道。大出他们之后也来纠缠过她好多次。有一次，树理回教室取忘记的东西，碰到那些家伙聚在教室胡闹，结果树理被他们逮个正着。“嗨，看，这家伙还没死呢。把她那张脏脸洗洗干净吧。”他们粗暴地将树理拖进男厕所，把她的脸摁进抽水马桶，对她又踢又打。大出更是过分，他一边凌辱树理，一边装模作样地尖声喊道：“Juri！这名字真好听啊！Juri！”树理下定决心，无论他们对自己做什么，都不哭不闹不反抗。不一会儿，估计那三人觉得无趣了，说了声“今天暂且放你一马”，将她推倒在男厕所的地砖上，扬长而去。树理艰难地爬起身，蹑手蹑脚地来到走廊，想悄悄逃离学校。走到边门时，她遇上了教社会课程的楠山老师。树理脸色苍白，校服凌乱，完全是一副非同寻常的模样。然而，楠山老师看到树理的脸时，身体霎时退缩了一下，似乎吃了一惊，然后一言不发地背过脸，仿佛看到了什么污秽不堪的东西似的。他扔下一句“离校时间早过了”，便头也不回地走了。那时，树理并不想死。她对自己说：我决不能认输。我一定要治好脸上的粉刺。只要治好粉刺，世界也会改变。脸上没有长粉刺，也就是小学五年级之前的树理，是个虽然性格内向，却温柔善良、朋友很多的女孩。那时，她的形象和Juri这个名字一点也不矛盾。她的朋友们亲切地叫着“Juri、Juri”，都觉得这名字很好听，非常羡慕。我一定能回到那个时代。只要努力，就一定能。一定。一定。一定。可现实又如何？读了那么多书，收集了那么多知识，又有什么用呢？母亲不愿改变家庭食谱，饮食疗法她也听不进去，药用化妆品也别想买。哭着求母亲带自己去找专科医师，她竟不理不踩，抛下一句：“没必要的。你有时间想这个，还不如好好学习。”树理也恳求过父亲，因为她觉得，父亲有时比母亲好说话。可父亲却说：“青春期长点青春痘很正常，何必烦恼呢？树理你很可爱的，拿点自信心出来。”树理绝望了。还有比这更令人失望的答复吗？父亲如此热爱绘画，那么喜欢谈论艺术，难道他连最基本的美丑都分不清了吗？我就是丑的化身。很丑。很丑。很丑。同学们都嘲笑我，管我叫“粉刺魔鬼”。爸爸他看不到。树理的脸，甚至整个人，他都看不到。因为爸爸根本就不想看。不久就要成为世界知名画家了――爸爸，这句话你讲了几年？几十年了？所谓的“不久”到底是多久？我长得很可爱？不是一回事嘛。反正都不是真实的。爸爸他不愿意看真实的东西，看到的只有他的愿望。我不久将成为世界级的画家，我的女儿美丽可爱。他根本不懂，无论愿望多么强烈，都不会变成现实的。不，他懂。或许正因如此，他才会一直逃避。树理也一样。无论哪儿都没有出路。就这点而言，父女俩并无分别。除非自己能找到一条出路。照现在这样挨下去，明摆着只有自杀这一条路。所以我要……我要……“树理，你什么都没吃嘛。”树理只是用筷子拨弄着盘子里的食物，并没往嘴里送。母亲的脸上升起了怒气。“今天天气好，穿得少了点。好像感冒了，头有点痛。”树理随口编了个理由。说什么都无所谓。父亲也好，母亲也好，只要编个过得去的理由，他们就会立刻接受。眼下不就是这样吗？母亲隔着餐桌伸手摸了摸树理的额头：“啊呀，还真是的，好像在发烧呢。”哪里发烧了？怎么有这样没心没肺的妈妈。“我去睡了。谢谢。”母亲未阻止树理离开餐桌。估计是树理说了“谢谢”的缘故吧。“我们家家教很严，即便在家里也要让孩子做到礼貌周到。”森内老师来家访时，母亲自豪地对她喋喋不休过这一点。森内！上楼梯走向自己的房间时，树理不由得打了个冷战。升级时自己曾虔诚地祈祷过：森内和楠山这两个人绝不能当我的班主任。可是上帝并未予以理睬。上帝从来不会把树理我当一回事。森内！她心里为自己的美貌沾沾自喜，脸上却偏偏显出满不在乎的模样，以掩饰自己的傲慢。开班会时，她还说过什么“美也是人的一种能力”，当时的情形树理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即使是半开玩笑的话，那时森内分明在用轻蔑的眼神看着树理。树理注意到了，这点森内也心知肚明。她就是为了让树理注意到，才故意这么说的。她还笑了，似乎在说：瞧你，真可怜。当时，还有一位同学也意识到了森内与树理之间的目光交战，那就是藤野凉子。凉子用锐利的目光紧盯着欢笑中的森内。树理朝她看后过了一会儿，她才感觉到来自树理的视线。凉子也将视线转向树理，目光一下子变得柔和起来，并颇为善解人意地立刻看向别处。从那时起，树理开始讨厌凉子。树理原本就不太喜欢凉子。可从那件事后，她对凉子的感情转变为明确的厌恶和憎恨。你跟森内本是一丘之貉，装什么正义？就算再过一千年，你也不会懂我的心思。为什么要装出心领神会的模样呢？长得漂亮，成绩优秀，文体双全，朋友又多。没有困苦，没有烦恼，何时何地都能受人优待。你明明对此心知肚明，却偏要假装和我处在同一战线上。虚伪的家伙，走着瞧吧。进入房间，树理坐在书桌前，拉开抽屉。由于母亲会擅自检查抽屉，为此树理下了一番工夫。她给抽屉安了个双层底，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现在，她拨开笔记本和从杂志上剪下的纸片，从抽屉的底层取出了一个薄薄的透明塑料文件夹。她的脸上自然而然地露出了微笑。刚开始，她想借用母亲拿来打贺年卡的文字处理机，可那台机器打过字后会留下痕迹。只要树理用过文字处理机，母亲肯定会去检查她打过什么文字，这样就露馅了。她决定采用最原始的办法：贴着尺子划下笔画僵直的文字。虽然费时费力，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谁都不会想到这些字是树理写的。她还特意坐公交车到便利店里复印了几份。同样内容的信件需要一式三份。今天在东京站八重洲出人入口投入邮筒的，就是三封那样的快信。那原稿该如何处理？最好保留下来，但这样做很危险。即使抽屉里有机关，也不能保证绝对安全。简单地撕碎扔掉会更危险。倒垃圾时，母亲会起疑心，说不定还会把纸片拼起来看，就算读不全，只要读通一行，也会让树理陷入不利。是等母亲睡觉后，悄悄地放进父亲的烟灰缸里烧掉？还是撕得粉碎，再扔进抽水马桶冲掉？要是马桶堵塞，可就弄巧成拙了。那就再留一会儿，至少留过今晚。惊讶又惊慌，甚至有点狼狈不堪。她眼泪汪汪地说：“树理啊，你把如此重大的事情藏在心底，一定很痛苦吧？真是个笨蛋。如果我能变漂亮，能够找回自信，并且到那时仍跟松子保持朋友关系，那么在别人眼里，我们两人或许会成为藤野凉子和仓田真理子这样的拍档。对于凉子与真理子的关系，女生都感到不可思议。“藤野为什么和仓田关系那么好？”“肯定是仓田缠着藤野，藤野不忍心甩掉她。因为藤野心地善良嘛。”说什么呢，你们这些笨蛋！凉子她心里明白着呢。跟仓田真理子交往，就能轻而易举地给自己戴上优等生的面具，给人留下不傲慢又心地善良的好印象。我也会跟她一样吗？还是比藤野凉子更实在，不和松子在一起？如果我能变漂亮的话。会的，一定会变漂亮的。可是眼下，首先得保证自身的安全。为了不再被人踹后背，被人摁到抽水马桶里；为了不再独自站上高楼的外楼梯，手扶栏杆待上个把小时，泪流满面地想象自己跳楼的模样；为了不再捏着刀片，泡在浴缸里失声痛哭。我必须对那三个如此凌辱我的家伙实施应有的报复。为此我不得不这么做。想好字句，借助尺子，一笔一划地写出举报信。这是正当的行为。我看见了。我确实看见了。所以才决定不再保持沉默。三宅树理的嘴角形成了一条直线。这是借助世界上所有的尺子都划不出的，一条完美的直线。这是一条标示出正义与复仇两点间最短距离的直线。这条直线的起点和终点，只有树理自己知道。？举报信城东第三中学二年级一班的柏木卓也不是自杀的他是被人杀死的是被人从学校的屋顶上推下去的圣诞夜那天我看到了我在现场看到了柏木还发出了惨叫把他从屋顶推下去的是二年级四班的大出俊次桥田佑太郎和井口充也帮他一起推后来他们三个人笑着逃跑了我由衷地恳请重新调查这一案件像现在这样柏木就死得太冤了拜托了请通知警察我由衷地恳请你们（注：原文使用的是男性专用的第一人称。）16藤野刚早晨六点回了家。妻子邦子已经起床，正坐在餐桌前喝咖啡，桌上摊开着当天的晨报。她脸上的睡意尚未全消，看到丈夫回家，便抬头说了句：“啊，辛苦了。”“睡两三个小时，换一下衣服就要走的。”“要洗澡吗？”“出门前冲一下就行。”“当心感冒。”“没事的。”脱了上衣在妻子对面坐下后，藤野刚也倒了杯咖啡。马上要去睡觉了，按理是不需要咖啡因的，可实在抵抗不住那股诱人的香味。“今天是开学典礼吧？”“是啊。”“凉子的情况怎么样？”妻子放下报纸正要站起身，听了他这句话，微微偏了下脑袋。“你是说，由于那件事？”没等丈夫点头确认，她继续说了下去，“好像没有因此消沉呢。再说她和死去的柏木并不亲近……”为了忍住不打哈欠，邦子紧皱眉头，板起了脸，“别人的事楚别人的，自己的事是自己的。这孩子能分得清。”“这样啊。”妻子开始准备早餐，藤野刚则粗略翻看了晨报。喝完杯中的咖啡，他离开餐桌。上了二楼，钻进被窝后，他像关了开关的机器一般立刻停止运转，一头扎进梦乡，甚至连关注女儿起床的精神都没了。睁开眼睛时，已是上午十点过后。拉开窗帘，冬日凌冽的阳光立刻照亮了整个房间。他急忙跑去淋浴，刮掉胡须，换好衣服。孩子们上学去了，妻子上班去了，家里只剩藤野刚一个人。塞满替换衣物的手提包放在沙发上，桌上有妻子留给他的便条：食物在冰箱里。打开冰箱门，他看到了盛放三明治的碟子。妻子在便条上指示他热一下再吃，他嫌麻烦，并未照办，就着盒装的牛奶将三明治塞进嘴里。穿了上衣抓起外套时，大门口的对讲门铃响了。他没有拿起对讲的话筒，而是直接打开了大门。门口站着一名身穿深绿色防寒大衣、戴着头盔的邮递员。“藤野，快信。”藤野刚接过信封，说了声“辛苦了”，便关上了大门。这是个极为普通的白色二层信封，邮政编码的上方盖着红色的“快信”邮戳。信封正面的文字，强烈地吸引着他的目光。那是一种笔画直来直去的难看文字。这显然不是用通常的方式的，而是借助尺子划出来的。收件人一栏写着“藤野凉子亲启”。“藤”字大得出奇。用尺子划笔画多的字，往往会写成这副德行。同样的道理，“野”也写得脱了形。藤野刚随手将信封翻过来，见信封背面并未写上寄信人的姓名。不祥的预感。出于工作性质，藤野刚接触到此类信件的机会比较多。就算没有工作经验，只要看过相关的小说或影视剧，看到如此奇特的信件，都会产生异样的感觉吧。信封里装了些什么？信上写了些什么内容？即便自己的不祥之感是杞人忧天，信上也肯定不会写“凉子，新年好！第三学期也请多多关照”之类的话。更何况，这是封郑重其事的快信。藤野刚将大衣放在手提包旁，拿着信封翻来覆去地看。他犹豫了。这封信的内容无疑不会令人愉快。问题是哪种性质的不愉快？还有，自己有没有权力拆封？如果凉子只有十岁，他便明确地拥有这项权力。不仅如此，若信中的内容不宜让她知晓，那连收到信这件事也可以秘而不宣。如果这封信是给二女儿或三女儿的，看到信封上那些怪模怪样的字迹，自己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拆开。这无关父母的权力，而是必须履行的义务。凉子十四岁了，正处于敏感的年龄，是孩子学会行使权力抵抗父母义务的年龄。藤野刚挪动手指，将信封捏了个遍。凭手感可知，信封里只有薄薄一张折叠起来的信纸，没有别的东西，如刀片或死虫子之类恶作剧的惯用道具。不是这类信件吗？也许是情书？寄信人害羞，不想被认出笔迹，才用上了尺子？以前，藤野刚有个同事遇到过类似的事。他的女儿在上短期大学时，收到过某个小伙子的几十封求爱信。每封信中除了寄托绵绵情思的厚厚一叠信笺外，还附带一包避孕套。最后，只得由老爸出马痛骂了小伙子一通。对方痛哭流涕，不停道歉。他之前只觉得寄那样的信是一种表达好意的直率方式，并非出于歹意。手中的这封快信也是如此，不能因为信封上的古怪字迹，就认定它一定是危险的。父母并没有仅仅以“看上去不舒服”为理由私拆儿女信件的权力。藤野刚看看手表，现在是十点五十分。开学典礼当天不上课，中午就放学了。不过，凉子会去参加社团活动，得等到傍晚才能回家。邮戳还是东京中央邮局盖的，这些情况都令人生疑。凉子有不少朋友，可即便如此，一个十四岁初二学生的交际圈，一般不会超出学校所属的学区范围。这封信却是从学区外寄来的，也许是故意这么做的。为了让自己拿定主意，藤野刚重重地哼了一声，回到起居室。他似乎有几分怒意。“为什么要擅自拆看我的信！”如此强烈抗议的凉子仿佛就站在眼前，自己正与她对抗着。他站着用剪刀剪开了信封。读这封信用了二十秒。读一遍后觉得还不够，又重读了一遍。他将信笺放回信封，打了一通电话。铃声只响了一遍，就有一名部下接了电话。藤野刚简短地对他说，自己要到别的地方去一趟，会晚点回本部。诸事拜托。随后，他走出家门。那封写着“藤野凉子亲启”的快信放在他上衣的内插袋中，急速走动时，会发出“沙沙”的声响。？城东第三中学近在咫尺。校园空荡荡的，估计学生们都还在教室里。落叶被北风卷起，又如同活物一般滑翔而去。藤野刚是从边门进入学校的，因为走这里比较近。他穿过去年圣诞节早晨柏木卓也陈尸的后院，跨上三级台阶。沉重的金属移门并未上锁，用手一拉便“吱呀呀”地打开，眼前立刻出现一条长廊。这里未备有室内穿的鞋子，藤野刚只得在移门内侧铺着的擦脚垫上使劲蹭蹭鞋底，再走进去。校内十分安静，不过当藤野踏上走廊时，头顶传来了学生的欢笑，还伴随着鼓掌声。可见班会开得相当热闹。他边走边寻找校长室的标牌，恰好此时，左侧一扇房门打开，走出一名身穿藏青色事务员工作服的女性。看到藤野刚，她的脸上露出了吃惊的神色。藤野刚对她点头致意。“对不起，我是二年级学生藤野凉子的父亲。我想见校长。”身穿工作服的女性听了他的请求后，似乎更惊讶了，表情显得有些惊慌不安。“您有急事吗？”“是的，十分紧急。”那人脸上的不安更明显了：“是二年级的藤野的父亲？”“是的。”她做了个“请”的手势后走在了前面。校长室的标牌正挂在位于她刚刚走出的房间前方的第二间房的上方。隔壁是教师办公室。女事务员敲了敲门，里面传出一声“请进”。说了声“打扰了”后，她打开门，探进去半个身子：“来了一位学生家长。”没等她说完，藤野刚越过她的头顶朝室内张望。圆脸的津崎校长正端坐在一张铺着绿色台布的大办公桌后面。桌子前站着一名五十来岁、身材消瘦的女性。她向前弯着身子，像是要罩住校长一般。藤野刚心中有了数。这样的话，沟通就容易多了。津崎校长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封信。桌面的文件夹、笔筒、电话、印台和文件都归置得井井有条，正中央有一片很大的空间，信就放在那儿。津崎校长手执一纸信笺，应该是从那个信封里抽出来的。就在藤野刚张望的瞬间，他迅速合上了信笺。字迹古怪的快信也寄到了学校，和我们家那封一样，也是刚到、刚拆封的。“去年圣诞节出事那会儿，我们在边门见过面。我叫藤野刚。”校长从椅子上站起身：“啊，是藤野先生。您是在警视厅奉职的吧？”站在办公桌前的那位女性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十分严肃。这个人也很眼熟。发现柏木卓也的尸体时，她肯定也在边门那儿，好像是二年级的年级主任……对了，是高木老师。在费口舌说明之前，藤野刚从上衣口袋中取出自家收到的快信，朝屋里扬了扬。校长和年级主任顿时脸色大变。“快请进来。”校长说道。身穿事务员工作服的女性给藤野刚让了道，脸上挂着一副困惑不解的神情。藤野刚尽可能轻地关上了校长办公室的门。「城东第三中学校长津崎先生」寄到学校的快信信封上是这样写的，和寄给藤野凉子的那封一样，是一种笔划直来直去的古怪字迹。没有留寄信人姓名，信封是同一种，寄的也是快信，邮戳也完全一样。信笺内容相同，是复印件。“是同一个人寄的吧？”在校长室中央的会客沙发座上，津崎校长和高木老师并排坐在一边，藤野刚坐在他们对面。中间的桌子上放着那两封信。“你们怎么看？”藤野刚问道。“怎么看……”高木年级主任看了看校长的脸。“信中所写的内容，校长先生是第一次得知吗？”“当然，是第一次。”津崎校长重重地点了一下头，“非常惊讶。”“学校里是否有过类似的传言，说柏木是被人从屋顶上推下来的？”这次轮到校长看了一眼年级主任的脸。高木老师眉头紧锁。藤野刚无视年级主任极不痛快的表情，正面注视着津崎校长，继续说：“柏木死后第二天召开的二年级家长会，我夫人去参加了。听说会议上有人提到过大出的名字，还出现了他是否与柏木的死有关的讨论――或者说情绪化的争论。请问是这样吗？”年级主任的眉头皱得越来越紧。津崎校长垂下目光，点了点头：“有这回事。虽说并无明确的依据，但柏木死后，学生中确实流传着类似的谣言。”藤野刚见对方没有用“没听说过，不可能”之类的说辞来搪塞，便感到放心了。藤野刚曾因其他的事件接触过某学校相关人员，发现他们面对不利于学校的问题时，会立刻予以否认。很多人似乎无权表示知情。“学校有没有公开面向全体学生，对柏木的死作过说明呢？”“今天早晨在开学典礼上说明过了。”津崎校长答道。“说他是自杀的，对吧？”“是的。说柏木的父母十分悲伤，以及大家要珍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等等。刚刚讲过。”高木老师板着脸说：“也有教师反对过，认为在开学典礼上没必要旧事重提。反正学生们都已经知道了，参加葬礼的同班同学都听过柏木的父亲在出殡时的致辞。报纸也刊登过后续报道。”藤野刚看到过那则报道，虽然它只占了版面上一个极小的角落。“但是，那并不能作为学校对此事的交代。”津崎校长说，“我们认为，还是应该正式地向学生们汇报。在全校集会上说明此事时，学生们并没有惊慌失措的反应，也没看到有人哭泣。据此可以认为，对于柏木卓也的‘自杀’，大家已普遍知晓。”校长说，今天的全校集会是在默哀一分钟后结束的。一直点着头耐心听讲的藤野刚，听到这里也不得不打断她：“对不起，请停一停。这方面的具体情况还是改天再来请教。”在老资格教师沉着冷静、正经严厉的外表下，高木老师的内心其实已经被举报信搞得相当狼狈了，并努力将话题引向别的方面。“对、对不起。”高木老师稍显慌乱，结结巴巴地道了歉，“寒假里我一直为这事儿到处奔忙。”藤野刚默不作声地听完她的道歉。这位年级主任确实很疲惫。今天是开学典礼，并不会让教师如此劳累，可见她在放假期间一直非常忙碌。“老师们又如何呢？对于柏木的死因，有人觉得蹊跷吗？”津崎校长紧闭嘴唇思考片刻，然后说：“没听说有这样的意见。正像高木老师所说，寒假中我们的工作都是围绕今后的对策展开的。柏木的事情已经认定为不幸的自杀事件。这就是我们得出的结论。”“寒假里有老师来学校吗？”“有。除了元旦那一天没有人来之外。不光是对心理辅导的讨论，三年级学生马上要面临中考，也需要做各项的准备。三年级的班主任老师们几乎天天到校。”“老师们碰头后，没人对柏木的死因提出自杀以外的可能性吗？”“一次也没有。”藤野刚点了点头，将视线落在两封一模一样的举报信上：“写这封举报信的人，说自己看到柏木被人从屋顶上推了下来。”津崎校长和高木年级主任也看了看举报信，表情僵硬地点点头。“慎重起见，我再问一下。在此之前，有没有收到过类似的目击信息？”高木老师拔高了嗓门：“没有。如果收到那种消息，我们怎么还能笃定地谈论学校今后的运营和发展呢？”“校长先生呢？”津崎校长一声不吭地摇了摇头，看向藤野刚的脸：“我现在不是面对学生家长，而是面对现役警官，想请教一下。”他以这样的立场发问，“在一桩事件获得定论后，又突然出现将其全盘推翻的信息，这样的情况是否多见？这种事后发掘的线索是否可信？”藤野刚端正坐姿，挺直后背。“对于您的前一个问题，我可以用‘并不罕见’来回答。原因多种多样。比如在案发之初没有勇气开口的证人，在结案后感到后悔，有时会悄悄地接触调查案件的人。当然也存在有人胡编乱造，唯恐天下不乱的情况。”校长点了点头。“对于您的第二个问题，我只能回答‘视具体情况而定’。至少在目前状况下就是如此。”津崎校长圆圆的肩膀垂落下来。高木老师则探出身子说道：“可是基本能够肯定，写这封举报信的人是本校二年级的学生”“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就柏木的事件而言，受刺激比较大的还得数二年级的同学；其次，这人对大出、井口和桥田比较了解；还有一点，这人寄信给藤野凉子，多半是因为他知道凉子的父亲是警察，而不是因为凉子身为柏木卓也所在班级的班长。”对于这些推测，藤野刚完全同意。不管举报信是谁寄的，他一定是学校里的人，且对凉子比较熟悉。不过他不想明确表达赞同：“您的意见很可取，但毕竟只是一种可能性。请暂时不要张扬出去。”“您是说，不要去找那个男生？”“不能仅限于学生。高木老师，可不能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啊。”高木老师眯起眼睛，似乎想反驳。藤野刚在这位年级主任开口之前抢先说道：“不能因为信件使用了男生常用的第一人称，就如此断定。且不论告发内容的真伪，告发人的内心其实相当恐惧。为了不被人看破，此人动了不少脑筋。有一个很好的证据，就是东京中央邮政局的邮戳，此人为了不让信件被盖上当地的邮戳，特地跑去市中心投递。既然如此动用心计，也完全有可能伪造性别。”“藤野先生说得很对。”津崎校长说道，“高木老师，可不能操之过急啊。”他对年级主任也用了相当恭谦的敬语。“这是自然……”估计高木心底正怒不可遏，恨不得一把抓住那个写信的人，大喝一声“喂，你坐下”，让他坐在对面，狠狠地训斥：为什么要搅得天下大乱？你说的都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为什么以前不说？如果是假的，为什么要撒谎？“信中点名的三个学生都是二年级的吗？”津崎校长答道：“是的。”“三人都和柏木同班吗？”“不是。”高木老师插嘴道，“一年级的时候是同班，对吧，校长？”她又将目光转向藤野刚，“这三人是抱团的，曾经闹了不少乱子。所以他们升入二年级后，我们把领头的大出调去别的班。可即便如此，他们三人仍然成天混在一起。”“说白了，这三人都是问题少年，对吧？”“是的。为了教育他们费了不少脑筋啊。”“是什么类型的问题少年？有暴力倾向吗？”“有一点，总之是捣乱成性。上课胡闹，威吓同学，找茬打架等等，迟到早退更是家常便饭。”“对老师也有过暴力行为吗？”津崎校长和高木老师对视了一眼，藤野刚集中注意力留神他们的回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教师动用暴力的先例。”校长答道，“倒是常常破坏校内器物。”“在此之前，他们有没有闹出过大事，需要城东警署介入呢？”“不，这倒从未有过。”回答十分爽快。“一次也没有？”“是的。”“有没有考虑过报警呢？”高木主任看了看津崎校长的脸，校长则低头看着举报信，答道：“没有发生过如此严重的事件。”然而，年级主任脸上的神色似乎表明她有不同的答复，不过并未化作语言。“明白了。那三人是出了名的坏蛋三人帮。尽管举报的情况真伪难辨，不过那三人被举报，谁都不会觉得不可思议，对吧？”校长叹了口气，说道：“很遗憾，正如您所说的那样。”“但是，你们仍然认为这一传言毫无根据？”“是的。这是仅凭印象捏造出来的不负责任的谣言。很多学生都知道，柏木和那三人并无过深的瓜葛。我认为这种谣言不会传太久。”藤野刚心想，凉子倒也从未说过类似的证言。“大出是他们的头儿。”高木老师说，“另两个只是跟屁虫，没有魄力单独兴风作浪。”“就是说，这是老师们的看法。”藤野刚顶了一句。高木老师脸上的线条愈发僵硬了。“我直接教育过他们，所以……”“是的，我知道。”藤野刚说，他已经听说过，柏木卓也从去年十一月中旬开始不来上学，似乎和他在理科准备室中与那三人发生的冲突有关。“在老师们眼里，柏木与那三人的关系，属于比较紧张的程度？”“我们不这么认为。家长会上也讲过……”“嗯，我听夫人提过。理科准备室事件之前，柏木并不是那三人的攻击对象，是吧？”“是的。”“那三人的家长是否配合校方解决自己孩子的问题？”这次，校长和年级主任没有对视，脸上呈现出同样的表情：失望、气恼。又把校长顶了回去。“那这封举报信就更加难处理了。”校长和年级主任也许都想说：不用你忠告，我们也知道难处理。不过两人都没说出口。“请恕我直言……”藤野说着，径直盯着校长的眼睛。津崎校长毫不胆怯地抬起眼睛回望他。“在现阶段，事态的处理毕竟是学校内部的问题。作为一名学生家长，我原本只能简单地提些意见，有必要的话，也想给出点建议。”校长默默闭上眼睛，点了点头。“可不同的是，我身为一名警官，而且举报信中有一封寄给了我女儿。这样一来，我就无法仅仅以家长的立场，静观校方单方面的判断和处理了。”“您准备怎么做？”高木老师说。她的声音显得极为紧张。“我会马上去城东警察署，见见负责柏木卓也事件的刑警，当然会将这封举报信带给他们看。”看到年级主任脸上显露出的狼狈神情，藤野刚放缓了语调。津崎校长倒是不动声色，一声不吭地洗耳恭听。“我会小心谨慎，不让举报信的内容泄露到外界。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仅凭一封字迹可疑的匿名信，就让大出他们备受指责，是绝对不允许的。就算他们平时放荡不羁，那样做也有失公正。”“谢谢！”津崎校长说。年级主任仍显得十分慌张。她把手按在嘴上，手指在颤抖：“报警……难道不应该讨论完对策后再去报警吗？这件事应该由我们全权处理。”藤野刚就是担心这一点，才先发制人的。讨论、讨论。如果校方经过讨论得出暂时观望的结论，又该如何是好？柏木卓也是自杀的，举报信仅仅是个恶作剧。得出这种结论的可能性很大。无论校方是否追究寄信人是谁，都会销毁信件，湮灭证据。这番话虽然难听，可事实就是如此。藤野刚并不想直言不讳。“很遗憾，我不能认同。”“可是……”“高木老师，请允许我解释。我并不是因为信中写到‘请通知警察’才决定报警。我不会完全按照信的内容去做，也会尊重学校的自治权，但是，我是一名警察。无论真伪，只要出现杀人现场的目击证言，我就不能不闻不问。”“可证言的内容是真是假都不清楚。”“正因为不清楚，才需要慎重地调查。更何况，请恕我直言，就此事的性质而言，已经超出了教师的能力范围。”“恐怕，”津崎校长小声说了一句，随即拿起寄给他的那封举报信，又用较大的声音说了句“恐怕”，才继续说道，“之所以要寄信给藤野凉子，就因为写信人已经料到了这一步。且不论内容的真伪和写信的意图，此人恐怕已经预计到，仅仅写信给学校无法达成自己的目的。真聪明啊。”藤野刚有些吃惊。校长很诚实，因为说出这番话，等于主动承认校方有销毁举报信的可能。“既然这样，为什么不直接寄信给城东警察署呢？”高木老师并不是在反驳藤野刚，而是在反驳津崎校长，“那样不是更有效吗？”“说不定已经寄到了，就现在。”藤野刚断然道，“这也是我想确认的。”“如果他们也收到了，应该早就跟我们联系了。”“寄到警察那儿的匿名怪信很多，说不定还没拆封。即使已经拆封，城东警察署也可能在为如何处理而犯愁。”“所以，”高木老师强调道，“如果提出此事由我们来处理，他们也会听从我们的意见的。”“举报人预想到这封信会被我看到，才特地寄给我女儿的。这说明，此人担心只寄给其中任何一方，都会不起作用。可以这样考虑吧？”其实，藤野刚就是为了表明这一点才来拜访校长的。学校收到举报信的情况，对他而言只是个偶然。并且，按照他的心愿，最好是跟校长单独交谈。“可不管怎么说，没必要对这样的信件小题大作吧。不就是一场恶作剧吗？完全可以置之不理。我可不想将已经过去的事情重新翻出来，让学生们担惊受怕。”高木老师绝不妥协。对这位认真谨慎、经验丰富的教师，藤野刚绝没有蔑视的意思。可是就眼下而言，他不得不怀疑：高木老师是在自欺欺人。让学生们担惊受怕并非重点。肯定还有更重要的理由，令她如此狼狈不堪。那就是学校的面子和声誉。将要面临中考的初三学生，无疑也是她忧虑的对象。学校里有学生自杀本就够麻烦了，若是一起凶杀案，对学校的伤害更是无法估量。进一步说，如果是学生杀死学生，哪怕仅仅是个谣言，对学校声誉所造成的影响根本难以估量。但正因如此，才不能用置之不理来自我麻痹。“我觉得必须尽快地、悄悄地找出这名举报人。”藤野刚说，“不只是为了确认举报内容的真伪，也不是为了批评和斥责。正如校长先生刚才所说的那样，写举报信的人十分聪明。”情急之中，他差点将“人”说成了“学生”。“如果发现校方没有反应，不去报警，就很可能会采取下一步行动。恐怕到时候，校方就很难控制局势了。”“下一步行动？”津崎校长问道。藤野刚觉得，校长虽然嘴上这么问，心里肯定知道自己会怎么回答：“将问题面向外界，捅给媒体。只要一封信、一个电话，媒体就会蜂拥而至。如果学校销毁了最初的举报信，早晚会一并受到追究。为了避免这样的被动，就必须尽快找出那位举报者。”年级主任不吭声了。她的嘴角在抽搐。津崎校长的视线一直没有离开手里捏着的举报信。“眼下，举报人至少还对学校和家长有所期待。至于这份期待，是真诚地希望调查柏木死亡的真相，还是静候大家因这场恶作剧而惊慌失措，就不得而知了。目前最重要的是，无论怎样的期待，都不能使其落空。根本没有静观其变、慢慢处理的时间，更不能随随便便置之不理。”“我、我不明白，我跟不上你的思路。”高木老师连声音都在发抖，既狼狈不堪，又怒不可遏。她在生藤野刚的气。“这样的信件，明摆着完全不可信。肯定是学生搞的鬼。又不是影视剧，事到如今还要提目击证言，根本是一派胡言。如此小题大做才是大错特错。”“高木老师，”津崎校长平稳地说，“藤野先生并没有把举报信的内容真伪视作主要问题。这么说或许有点奇怪，但现在，真伪问题是其次，更迫切的是怎样才能正确处理。”“正确处理？如何处理？要闹得鸡犬不宁吗？”“高木老师……”“即便是城东警察署，只要我们提出请求，保证能找出举报人，他们肯定会同意我们的做法。再说，作出‘柏木卓也是自杀，这一结论的不正是警察吗？”高木老师的声音在校长室的墙壁上引发回音。“班会就要结束了。”津崎校长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现在是十二点零五分，“高木老师，请您回教师办公室吧。”见高木老师还没有要动身的意思，他又加了一句，“拜托了。”“可是校长……”“请您离开此处吧。”“如果我不提出建议，校长您也会同意这种‘家丑不可外扬’的做法，是吗？”意外的是，津崎校长非但不生气，反而微笑道：“或许吧。即使知道不妥，把信当成恶作剧也会比较轻松。况且柏木死后，需要解决的事务也有很多。用这些理由来搪塞自己很容易，去说服警察也毫不困难。毕竟是做老师的，说服别人可是我们的强项。”藤野刚也微笑起来。校长这人说话挺有意思的。校长脸上恢复了一本正经的表情：“下一步具体该怎么做才好？我也打算去跟城东警察署商量一下，可是该怎么说呢？警察一般会采取怎样的手段呢？”问题出人意料，可见这位校长相当务实。“我不知道负责该案子的刑蒈会怎么想。我能说的，只有我想对城东警察署提出的意见。”“请讲。听了您的意见后，我会对此事负全责，力求妥善处理。”藤野刚轻轻扬起眉毛：“当然了，校长是学校的负责人。”“我不会再找其他教职员工来商量此事。为了不扩大影响，举报信要尽可能低调、妥善地处理。知道这件事的人越少越好。”不是置之不理，而是悄悄解决。这确实是最理想的做法。“可能吗？像刚才那位老师……”“高木老师对举报信视而不见的理由和我不同，所以没有问题。”津崎校长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淡淡的苦笑，不过很快就消失了，“如果我决定全权处理此事，她也会配合的。应该说，我会让她配合的。”“明白了。”藤野重新坐直身体。对面的津崎校长从办公桌上取来便笺，拿起钢笔。“关于写举报信的人，我刚才的说法或许太较真了。多半还是二年级的学生，而且应该是离柏木和我女儿很近的人。就算断定为同班同学，估计也差得不远。”“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因此，你要告诉这孩子‘举报信收到了，学校已经报了警，大家都行动起来了，也并非难事。然而，‘由于案子出现了新疑点，必须重新展开调查’这种完全符合举报人期待的信息是不必要的。我建议校方告诉学生：为了防止悲剧再次发生；为了将柏木的死当作现实的警示；为了重新审视学校的安保工作，学校将和城东蒈察署联合开展调查活动。或者可以宣布：包括警察在内的校外专业人士，会就校园生活的烦恼向大家征询意见，有些问题可能会比较深入，希望大家配合，保证不泄漏个人隐私。同时也可以向大家呼吁：对这起事件，大家可能会感到烦恼，老师们也想知道大家的想法，请大家自发写信给班主任或校长。可以为此设立专用的信箱。”津崎校长用工整的楷书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做着记录，显然是长年写板书练就的功力。“我觉得举报人会马上作出反应。可能是写信，也可能直接向城东警察署提交信息。即使对方不主动投案，对校方的举动，学生们也会有所反应，可以细加观察，据此找出有嫌疑的学生。这类孩子往往意志坚强但内心脆弱，眼下必定因等待收信人的反应而处于紧张的心理状态，只要给予一定的刺激，便立刻会将心态表露出来。”认真地记完笔记，津崎校长抬起头来。“藤野先生，对于举报内容的真伪，您真的认为是次要的，对吧？”“是的。甚至可以说，虚假的可能性极大。”“为什么呢？”校长的眼睛瞪得更圆了。“我不知道城东警察署到底作过怎样的严密调查，但重要的是，柏木的父母在出事之前就担心他可能会自杀。基于这个细节，我很难认定这是他杀。”藤野刚继续说道，“再说，‘我看到有人把柏木推下去了。凶手们笑着逃走了。’这样的重大证言来得太迟，完全没有出现在正确的时机。如果举报人真的看到了现场的情景，按照普通人的心理，会在凶手逃离现场后，立刻拨打110报警。即使是十四五岁的孩子，遇到类似的重大事件，他们的反应也应该和成人一样。毕竟不是幼儿了。”这时，走廊上的广播喇叭里响起了音乐声。班会已经结束了。“如果当时出于某种原因，如目击者和凶手相识，因为害怕报复或牵连而没有报警，在看到柏木卓也的死以自杀结案后，良心上过意不去，那么这封举报信又写得太早了。今天是开学典礼的日子，大家刚开始上学，在很多学生眼里，事件还未告一段落。如果听完今天早晨校长的演说后再写举报信，就要合情合理得多。不只是报纸和传言，连校长都公开说柏木卓也是自杀的。校园生活回归日常，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只有自己知道柏木是被杀死的。从良心受到谴责，到无法保持沉默、决定写信，这个过程至少需要几天时间。况且对于初中生，相比报纸上刊载的内容，在学校里切实体验过的事情才更重要。要有这样的体验，必须等到开学。可这封举报信是在放假期间写的，并且算准了能在开学当天寄到。这太不符合常理了。”点了两三次头，津崎校长仰视着藤野刚。校长是个小个子，即使两人坐着，眼睛也不在同一高度。藤野刚有点不好意思了，居然在校长面前滔滔不绝了一番专家口吻的演说。不过他确实算个专家。“明白了。”校长的声音十分沉重，“即使举报内容是虚假的，问题也一样严重。这说明举报者基于某种迫切的心理徭求，希望扰乱柏木卓也事件相关人员的心。这是我一直在担心的。”“担心什么？”“除了我和藤野凉子，可能还有其他人收到了举报信。我不是说城东警察署，而是指其他学生的家。”一瞬间，两人面面相觑。“柏木的父母吗？”“是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发现尸体的野田健一。他也是个相关者。”藤野刚点点头，停顿片刻后补充道：“那三个人的家里也有可能吧？‘我看到了，我全看到了’之类的。”如果举报的内容是故意捏造的，其矛头仍然针对大出、井口、桥田这三个人。想到这一点，藤野刚豁然开朗。举报人的目的，不就是要将一度流传又很快消失的、针对那三个人的恶毒传言再度炒热吗？津崎校长似乎也在考虑同样的问题。隔着一道墙壁的走廊上，爆发出学生们喧闹的话语声和脚步声。17来到城东警察署后，藤野刚发现自己的运气还算不错，负责柏木卓也案的两位刑警都在警署。其中一人正在开会，于是藤野刚决定先跟一位名叫佐佐木礼子的少年课女刑警沟通。佐佐木警官领会迅速，应对机敏。当然，藤野刚身为总部现役警官的身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她说得先到邮件室去，查看一下今天收到的邮件。“上午收到的邮件不是都分发到各科室去了吗？”走在“咔咔咔”急行于走廊的佐佐木身边，藤野刚问道。“是的，但是会留有清单。”“清单？”“我们这儿收到的邮件都会先登记，再分发下去。”工作真细致。邮件室在警署北端，是一间见不到太阳的阴冷房间。干这份在佐佐木警官眼里“谁都不想干”的工作的，是一位身材瘦削、上了年纪的警察，估计快要退休了吧。根据来人的要求，他立刻拿出登记着当天邮件的清单。“慎重起见，昨天的清单也让我们看一下，好吗？”“那个就由我来看吧。”将清单摊开在室内一角的办公桌上，两人开始扫视起来。“是快信，对吧？”递员来了，请通知我一声。内线331的佐佐木。”女刑警对邮件检查员说。藤野刚又补充说明，请留意信封上借助尺子划出字迹的信封。“知道特征就很容易分辨了。看到后我会马上报告的。我再查一遍从元旦到今天的清单吧。”邮件检查员说道。出了邮件室，佐佐木警官小声说：“真是难为他了。这样的工作，要是我，连着干上三天就受不了了。”从她说话的口气，很难判断她是在赞美邮件制度的严谨，还是在愤慨这一制度对公务员的愚弄。少年课的办公室相当吵闹。佐佐木警官说了声“这边请”，带领藤野刚走向了别处。走上刚才下楼的楼梯时，他们遇到一名理着平头、头发花白的男子。”“啊呀，真巧。”“会议结束了吧？”“嗯，这位是？”平头男子指着藤野刚问佐佐木。佐佐木点了点头，藤野刚便自报家门。那人说：“我是刑警课的名古屋。”他稍稍低下剃着平头的脑袋，眼睛上翻看着藤野刚，继续说，“生在琦玉县，姓名古屋。”他谄笑着，眼神相当独特，既像在讨好，又像在打量。藤野刚心想，此人在这家警察署里算是老资格了吧。藤野刚被领进一间布置单调的小房间，里头只有一部挂在墙上的电话、一张桌子和几把折椅。门上挂着一块牌子，正反两面分别印着“使用中”和“空闲”，可佐佐木和名古屋看也不看一眼，仍摆着“空闲”那一面，“咣当”一声反手关上了房门。两位负责柏木事件的刑警都到齐了，藤野刚又介绍了一遍自己的身份和来由。“虽说并不是照着信中‘请通知警察’的指示才来警察署的，不过我们还是得关注这封信。”名古屋刑警戴上老花眼镜，读着藤野刚递过的举报信，不紧不慢地说：“老师们又是怎么说的？”藤野刚介绍起自己与津崎校长的谈话内容，以及自己提出的建议。他明显地感到，眼前两位刑警对此事的关心程度存在着巨大差异。佐佐木警官不时点着头，听得很认真，名古屋警官则是一副“姑且听听看”的模样。“我赞成藤野警官的建议，要让举报人知道我们已经收到了举报信。”佐佐木警官说，“我也赞成约学生面谈或质询的做法，借此找到举报人，加以妥善处置。不过，城东警察署无法介入此类活动。”说到这里，这位女刑警突然岔开话题，向藤野刚提问：“藤野警官，您一直是干刑警这一行的吗？”藤野刚不由得眨了眨眼睛：“是啊。”“有没有在少年课工作过的经验呢？”“没有。”“说句失礼的话，正因如此，您对此类案件还有点不得要领。警察介入校内活动可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校方可不会随随便便地同意。”女刑警的表情十分严肃。“我的建议是否太草率了？”佐佐木警官重重地摇了摇头：“我并非不愿配合，正相反，应该积极配合才是。但由于这并非侦破案件，而是校方的自主调查，我们警署无法采取正式行动，甚至被禁止介入。” ”“那该怎么办？想让举报人动摇，警察的出面是必不可少的。”佐佐木警官表情凝重，陷入沉思，随即用确认的语调询问：“津崎校长说过，此事要尽可能低调处理，并由校长全权负责，对吗？”“正是。他说得很明确。”“既然如此，那我就以少年课刑警的身份，以观摩校方调查活动的名义来参与，目的是观察学生们对此类不幸事件的心理反应。这样一来，在上司那里也能说得通了。”“这事有必要一板一眼地对待吗？”名古屋警官笑了，“不必太当真吧？”“是吗？我倒是觉得必须认真对待，找出这个举报人。”“哦，可我觉得这不过是个恶作剧。”藤野刚插话道：“你们都认为举报信的内容不可信，是吗？”一瞬间，两个不同年龄、不同性别，而且持不同意见的刑警，脸上露出了同样的惊讶表情。“当然是这样的。”佐佐木警官抢先回答，“我认为自杀这一结论并没有错。”“你对此有什么疑问？”花白头发的老警官问道。“这正是我要请教的。”藤野刚说，“对此，我也问过校长，可是到目前为止，谁都没提到过刑事案件的可能性。不过，我对于该事件的了解，也仅限于我夫人在家长会上听到的和报纸上报道的内容。所以我想，是否还存在未公开的信息，例如出于办案方面的考虑，对校方秘而不宣的目击证言等。我就是为此而来。”名古屋警官轻轻摊开双手。他的手瘦骨嶙峋，与他那微胖而又结实的体格极不相称。“没有，没有那种事。”“学校边门附近有许多民居，那边呢？”“没有。我们曾去走访过。”名古屋警官再次摊开笔记本，“甚至没人看到过柏木卓也。毕竟当时天气恶劣。”正是因为那场大雪将所有物证都消除了，这起事件才变得如此扑朔迷离。“这么说，并没有未公开的信息？”“没有。”这次是佐佐木瞥官作出的断言，“柏木的父母从一开始就说是自杀的，因为没有发现遗书，我们还是作了仔细的调查。”藤野刚将目光转向她：“你在事件之前就了解举报信上提到的那三个人吧？”佐佐木警官立刻作出肯定的答复：“他们在我们这儿也算名人了。幸好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牵涉到什么恶性案件。”“他们是因什么而出名的呢？”佐佐木警官一一历数：“小偷小摸，深夜游荡，喝酒抽烟，盗窃车辆，无证驾驶，还有恐吓敲诈。”叹了一口气，她接着说，“如果把他们惹出的麻烦列成清单，恐怕比我的手臂还要长。”“校园暴力事件呢？”“从没接到过城东三中对这方面的通报。”津崎校长说过，校方从未邀请警察介人校内事务。但是，在校长矢口否认校内曾发生过严重问题时，高木老师的表情分明显示出，她持有不同的意见。“是否将柏木卓也的死和那三人联系起来考虑过呢？”佐佐木警官摇了摇头：“没有。我们听说过类似的传言，说是那三人欺负柏木，将他逼上绝路的。当我们提出这一可能性时，柏木的父母亲立刻予以了否认。”“明确否认？”“是的。”“根据呢？”“他们说，儿子不去上学后，就没跟同学见过面。既没人打电话来，也没人上门。即使偶尔出门，他也总是独自一人。事发当天，他没有联系过外面的人，也不是被人叫出去的。”“是否有金钱方面的疑点？”“柏木的父母断言，他从未有过私自拿家里的钱出门的情况，也没有受到敲诈勒索的迹象。无论最近还是过去，都是如此。”藤野刚和佐佐木之间的对话一句紧跟一句，仿佛网球赛场上的近网对击。名古屋警官则在一旁优哉游哉地看着他们。停顿片刻，喘了口气后，藤野刚又问：“这么说，有关柏木卓也事件的调查并未涉及大出他们？没有了解过事发当天他们身在何处，在干些什么？”番不近情理的诘问，佐佐木警官一脸气恼，两眼紧盯着藤野刚。一旁的名古屋警官倒没有任何反应，依旧心不在焉地看着藤野刚的脸，不知何时叼起了香烟，不过并没有点上火。“没调查过。”佐佐木警官气呼呼地承认了，“事实就是如此。不过在事件之后，我跟他们接触过几次。”“是主动去找他们的？”“不是。我偶然发现他们在商业街上闲逛，就叫住了他们。他们都认识我。”“柏木死后，他们被管教过吗？”“没有，这令人庆幸。”“他们的态度有没有变化？”“没有，很不幸。”佐佐木警官开始将她的恼怒转移到别的方向，吊起眼角，“那三人的问题，不仅在于他们本人，还在于他们的家庭。有一种虐待儿童的形式叫‘放弃教育’，依我看大出、桥田、井口这三人的家庭中，就存在着放弃教育的情况。父母由着他们胡来，不管不问，将他们培养成无赖。”“跟他们的父母面谈过吗？”“好多次了。管教孩子时，父母应该在场。”或许将心头的怒火压抑了下去，她的脸上竟露出了笑容，“我差点挨了大出俊次他老爸的揍。如果他真的揍了我，我们倒有办法对付他，不过他带了律师，那律师很聪明，及时阻止了他。”这位女警官要是真挨了揍，也许会奋起还击吧。“原来如此。”藤野刚放缓了语调，说道，“正像一开始说明的那样，我自己也认为举报信的内容是不真实的，也确实找不到怀疑大出他们的理由。你们认为没必要积极调查自杀以外的可能性，这种想法我能够理解。如果换做我负责这桩案子，估计也会这么做。所以，刚才我只是确认一下而已。”佐佐木警官哼了一声。方才的紧张已然解除，但她的眼角仍然吊着：“好像接受了一场面试。”“对不起了。”“从总部来的嘛。”名古屋警官不无揶揄地说，“既然这样，接下来的事交给学校和佐佐木警官去办就行，对吧？”说着，他从折椅上站起身来，“我会被赶出来参与这桩案子，完全是因为上面的人太神经过敏，担心有凶杀案的可能。近来，只要学校出点什么事，媒体都会小题大作。”“是的，谢谢。”毕恭毕敬地应答后，藤野刚又问，“您不点上火吗？”“啊？”“我是说您的烟。”“哦，我正在戒烟。嘴里闲得无聊，就会叼上一支。”名古屋警官出门后，佐佐木皱起了眉头：“这么叼着，过滤嘴会弄湿的吧？”“啊？”“等一下他会把叼过的香烟放进烟盒，不肯丢掉，会重复使用。我觉得他总是这么做的话，比吸烟更伤害身体。”藤野刚笑了。佐佐木警官也苦笑着，紧张的空气终于缓和了。“接下来，我得跟津崎校长商量后，再考虑我该如何配合。既然举报内容是虚假的，那我的工作重点，就是找出举报人并问明情况。”“那就拜托了。”说着，藤野刚低下了头。对此，佐佐木警官似乎有些迷惑不解。“我也是三中学生的家长嘛。”藤野刚解释道。“是啊。可是……”犹豫片刻后，佐佐木警官问道，“或许是我多管闲事了。您觉得擅自拆封女儿的信件，后果会怎样呢？”“估计会有一场激战吧。”藤野刚答道。女刑警听了，不由得笑了出来。“只要把道理讲清楚，女儿应该能够理解。不过问题在于，我拆开这封信并非出于理性，而是基于做父母的感情。”“正处于麻烦的年龄段啊。”“是啊。虽然对我而言，她还是个小孩。”“我父亲有时还会把我当成玩过家家的小女孩呢。”这位腰板笔直、一身风韵全无的制服、剃着男人般的短发、不施粉黛的女警官，也有过身为“小女孩”的时代吗？“我也想问一个多余的问题，可以吗？”藤野刚提出请求后，佐佐木警官偏了偏脑袋看着他，“事件过后，你看到大出他们时，跟他们谈起过柏木卓也吗？不是出于怀疑，而是想知道作为同学，他们对柏木自杀有什么看法。”眨了几下眼睛后，佐佐木警官点了点头：“元旦前一天晚上，在天秤座购物中心那边。”“嗯，我知道那儿。”“我在那里的游戏中心看到他们，跟他们聊了几句。我用‘柏木自杀了’来向他们搭话。”说着说着，佐佐木警官突然有些不好意思了，“我还问他们，你们没对他做过些什么吧？’是半开玩笑性质的询问，可能显得不太严肃。”“他们是如何回答的呢？”“全都矢口否认。他们总是没一点正经，站没站相，坐没坐相。像这样突然露出满脸正经相，我反而要提防着点了。”“那就是有什么事了。”“是的。当时他们也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好像在心里嘀咕：大婶儿，你在胡说些什么呀？一开口却是，‘我们什么也没做，他的死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至今仍然觉得这番话是可信的。他们三人都是学生中的败类，长大后也很可能变成无赖，但是柏木的死应该确实和他们没什么关系。”“既然之前有过传言，那他们对自己受到怀疑这件事表现出惊恐的迹象吗？”“虽然不会觉得愉快，但他们好像也没太当一回事，并不怎么害怕。”「“你们对同班同学的死，怎么看？”“自杀的人都是笨蛋。”“我们是绝不会去死的。”“谁想死就去死好了。”」佐佐木警官说，当时他们之间有过这样的对话。“我还问过他们，”佐佐木警官继续说，“‘既然如此，你们觉得柏木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们不耐烦地回答：‘谁知道呀。’倒是桥田说了句值得注意的话。”「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藤野刚来了兴趣：“令人讨厌的家伙？”“是的。请问，您认识他们吗？”“不认识。不过听说大出是他们的头儿。”“没错。他家里很有钱，加上相貌出众，在部分女生中很有人气。桥田和井口算是他的左膀右臂。桥田的个子比大出还高，身形很瘦。井口正相反，是个胖乎乎的小个子。桥田平时沉默寡言，井口则能言善道，一有机会就拍头儿的马屁。”而那句值得注意的话，正是出自平时沉默寡言的桥田之口。“令人讨厌的家伙。这句话一出口，大出和井口好像有些反感，估计在心里抱怨：别在警察大婶跟前多嘴多舌。啊，不对。”随后她又加了句“或许是我想得太多了”，并迅速地摇摇头。“不管怎么说，对柏木的死，他们似乎不怎么关心。虽然有点对不住柏木，可我看到他们那副样子，就相信他们真的跟柏木的死没有任何关系。”“为什么这么说？”肯定会在表情和态度上表现出来。表现的形式往往不是自我谴责，而是自我夸耀，如‘我做了惊天动地的大事。’”这番话完全可以接受。其实即便是成人罪犯，也存在内心容量较小的犯人。他们也会有佐佐木警官描述的那种表现。这往往会成为查案的突破口，或是引导犯人招供的契机。“可大出他们的表情和态度没有任何改变。我提起柏木的死，他们依然和往常一样吊儿郎当。他们对我抱有敌意，不过更多的是厚颜无耻，好像和我很熟似的。唯一的变化，就是桥田说的那句话。”「令人讨厌的家伙。」“明白了。谢谢！”说着，藤野刚站了起来，“今后我不会以警察的身份发表意见，而是以学生家长的身份关注学校采取的措施。”佐佐木警官也站起了身。这时，挂在墙上的电话上扣着的听筒突然掉了下来，撞到了墙，又被电线吊住，在距离地面二十公分的位置不停晃荡。“真讨厌。”佐佐木警官嘟嚷着拾起听筒，摆回原位，“我们警察署无论房子本身还是内部设施，都已经老掉牙了，这儿那儿尽出纰漏。我来之前根本没人告诉过我，这是个如此缺钱的地方。”藤野刚说，其实总部也一样。两人都笑了起来。藤野刚不清楚刚才听筒坠落时，佐佐木警官是否和自己一样，心里“咯噔”了一下。现在，藤野刚正身处涩谷警察署的特别搜查本部。有两个小流氓涉嫌与强制拆迁相关的纵火杀人事件，犯人已经归案，正在审讯。根据之前的调查，这两人就是实施犯罪行为的犯人，证据确凿。而对搜查本部而言，真正的主犯另有其人。不挖出背后指使他们杀人纵火的元凶，证明其共犯关系，集齐材料将他们送上法庭，案子就不能了结。藤野刚不负责审讯，而是负责指挥分区域侦查，因此对这桩案子很有把握。他来到搜查本部已经晚了，不好意思在傍晚时分再回家一趟了。不过，他觉得今天的事光靠电话沟通恐怕是不够的，作为父亲，应该将信件当面交给女儿凉子，并作出解释。然而他实在身不由己，怎么也抽不出空来。要查的案子不止一桩，一件后续跟进了半年多的杀人事件，今天下午又出现了新情况，让他不得不奔赴当地的警察署。等他回到涩谷警察署后一看时钟，已经过了晚上八点。“副班长，晚饭吃什么？”是啊，晚饭还没吃呢。他想都没想就说了声“荞麦面”。到了这个时点，搜查本部内各处的电话依然响个不停。“副班长。”“不是跟你说了吗？荞麦面。”“电话。你家千金打来的。”他的部下笑道。就在藤野刚从桌子间绕过去的当儿，这位部下对着电话说：“你爸爸马上就来。凉子，你好吗？”在这个重案组第三班内，藤野刚是指挥官伊丹警部的助理，位居班长之下，被部下称作副班长。接电话的部下名叫绀野，是个今年春天才派到三班来的年轻人，单身，脸上还留着粉刺的痕迹。夏天休假时，他抱怨自己既没有女朋友又没什么度假的好去处，藤野刚便邀请他到自家去吃烤肉。就是在那时他见到了凉子，后来一直对凉子十分亲切。“喂，喂。”“啊，爸爸。”电话里传来凉子的声音，“对不起，在你工作时打电话来。能说一小会儿话吗？”“可以啊。”“今天社团活动结束后，校长叫我去他办公室。”藤野刚默不作声地扬起眉毛，随即又转过身去，因为绀野正往这边看。“校长说，原本应该让爸爸你先跟我说的，估计你太忙了，抽不出时间。他还说，之后说不定还会联系爸爸，到那时我还蒙在鼓里似乎不太好，所以想先跟我说明一下。”津崎校长的圆脸浮现在眼前。他坐在办公桌后面，用手拉着毛衣背心，反复考虑着是否该由自己向凉子讲明情况。“这么说，你已经知道了？”“嗯，校长还道歉说，他或许有点多管闲事了。”校长做事十分周到。“我也想跟你见了面再说，可是……”“没有时间，对吧？”凉子抢先说，“我知道啊。”“嗯。”藤野刚应道。“爸爸，你有没有想过，那封信说不定是写给我的情书呢？”“当然有过这个念头。”“可仍然要拆？”“是的。对不起。”电话那头传来凉子的笑声：“你道歉得这么干脆，我反倒生不了气了。不过，一点不反抗父母的孩子反倒会有问题，对吧？”藤野刚不吭声了。“这次我就原谅你了。”凉子说。“是吗？”“嗯，如果是我先拿到那封快信，看到信封上有奇怪的字迹，也会马上找爸爸商量的。”“没开封的时候吗？”“估计是看了内容之后吧。也可能会觉得害怕，不敢开封。我也不知道嘛。”凉子用孩子气的声音说道，“反正已经知道信的内容，没法生气。要是别的信被爸爸拆了，现在可没这么好说话了。”“嗯，我想也是。”“爸爸，我有生气的权利，对吧？”“嗯。”“那就行了。”藤野刚放心了：“校长还说了些别的什么吗？”凉子不说话了，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怎么了？”“讲了很多。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因为校长还会联系爸爸。”“那是。不过我也想知道校长对你说了些什么。”“所以说跟刑警打交道很麻烦，真讨厌。”凉子笑着，随即压低了声音，“对了，好像只有校长和我收到了举报信。”“柏木的父母和森内老师呢？”“没有。快信嘛，要到早该到了。这个时候没到，那就不会到了。校长说，没有其他人提起他们收到过举报信，应该是没有了。”藤野刚心想，津崎校长为了确认情况，应该费了不少心思。如果他冒冒失失地去打听“有没有收到举报信”，肯定会引起骚乱。“班主任那里也没有……”“是的。举报人似乎觉得，我比森内老师更管用。”“你是班长嘛。”这次凉子没有笑：“校长说了，举报信这事只有校长、高木老师、爸爸和我，还有城东警察署的人知道。呃，几个人了？”“人数不用管，反正你也是其中之一。”藤野刚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暗自吃惊，“不让森内老师知道吗？她可是班主任啊。”“我也觉得这样不太好，可豆狸他似乎很担心。““担心？”“森林林可没用了。柏木死的时候，她就吓趴了，一点派不上用场。校长自己也刚刚缓过来，肯定会担心的吧。”如此看来，比起大小姐脾气的森内老师，津崎校长更愿意相信班长凉子。藤野刚突然想到，津崎校长担心的，与其说是森内老师的承受力，倒不如说是害怕从她嘴里走漏消息。在城东三中相关人员的链条中，她是最薄弱的一环。这也许不是津崎校长的个人独断，估计也有那个时时操心着学校声誉的高木老师的主意。藤野刚觉得这一点还是不跟凉子讲明的好。“你又叫她森林林了，还叫校长豆狸，这样不行吧？”了一声：“这话他也讲过。”“是‘校长说明过了’，得用敬语。”“校长说明过了。”“还讲了些什么？”“问我是否猜得到，谁会给我写这种信。”这倒也是藤野刚想问的。“有线索吗？”凉子立刻回答：“没有。”“想不出来？”“这么说吧，绝对不会写这种信的朋友倒是有几个，至于其他人会不会写，就不知道了。”“你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你爸爸是刑警吧？”“我可没有大肆宣传，只跟关系好的人讲过。不过，这种消息传得很快。”凉子的声音开始隐隐透露出不安，“爸爸，你跟校长说过，举报信的内容是不真实的，对吧？”“是啊，我说过。”“你真是那么想的吗？并且是作为一名刑警的想法？”“你怎么想呢？”“哪有用提问来回答提问的家长，”凉子撒起娇来，“我的回答只有一个：不知道。既然是目击者，那早该出面了。也有可能是因为害怕。”“你是说，怕举报信指名的那三个人？怕举报后遭到他们的报复？”凉子似乎很吃惊：“这倒没想过。我想说怕惹上麻烦……”随即改口说，“谁知道呢。谁知道他们会干出些什么来。”“你指的是大出、桥田和井口吗？”“是啊。他们没对我做过什么坏事。”“嗯。”“可他们一一其实是大出，倒是发表过说法。柏木的葬礼过后，在购物中心碰面时说的。”「这下不用担心被藤野的老爸抓起来了，真不错。」凉子转述了大出的这番话：“听了出殡前父亲的致辞，谁都会相信柏木是自杀的。可他们并没有出席葬礼，怎么会知道呢？”“在碰到你们之前，听谁讲过了吧？”“哦，对了，他们好像说过。”他们或许就是为了探听消息才等在购物中心的吧。“听说他们在当地警署的少年课也是名人。”“那是自然。”“我和校长谈话时，一开始年级主任高木老师也在场，她好像很想提一提大出他们在学校里的捣乱行为。”“捣出的乱子太多了，说也说不完。”“那你是怎么想的？他们有没有加害柏木的可能？”凉子沉默了一会儿。藤野刚一声不吭地等着。“不知道。”“是吗？”“没法联系起来，那三人跟柏木。至少表面上看不出联系。”“嗯，是啊。”“接下来轮到我问爸爸了。家人以为是自杀，调查下来却发现是他杀，有过这样的情况吗？”“一下子想不出类似的事例。”“哦……”“很少吧。相反的例子倒是有的。”验尸结果和现场勘察全部指向自杀的结论，可家属就是无法接受。这也是人之常情。“你的心情如何？”“乱糟糟的。我不是受人之托，要‘通知警察’的吗？”“你已经履行过了。”“是爸爸自作主张帮我履行的吧。”音调有点偏高，看来凉子还是有点生气的，至少比她自己认为的要严重一些。藤野刚突然心疼起女儿来。“是啊。不过今后你不要多想了，交给老师和警察处理就行。”“爸爸你呢？”“仅仅以‘你的爸爸，的立场来关注此事。我跟校长也是这么讲的。”“应该说‘是如此说明的’，得用敬语吧？”藤野刚笑了，凉子也笑了，“有什么事，尽管打电话过来。”听了他这句话，凉子赶紧问：“那个‘目击者’还会写信或者打电话来吗？”“如果学校处理得当，应该不会有这种事。你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就马上告诉我。”“好的。”“不要因为顾虑爸爸的工作，而把事情憋在心里。”“嗯，刚才妈妈也是这么说的。哦，你等一等，”她似乎用手捂住了话筒，跟家里的什么人说了些话，又很快回到电话交谈中：“今天爸爸穿的衬衫袖口的纽扣快掉了，妈妈想重新缝一下。穿的时候可要小心点哦。”藤野刚根本没注意到。“还有，瞳子的汉字测验得了一百分，回家后记得看一眼。”“好的。”“爸爸。”“什么？”“你不用担心我。我坚强着呢。”看你嘴硬的，以前还在爸爸的膝盖上撒过尿呢――这句话差点脱口而出。“我知道。”挂断了电话，藤野刚看到荞麦面早就送来了。绀野都快把他的那份吃完了。“凉子总是很可爱啊。”藤野刚瞪了一眼傻笑着的部下，开始吃自己那碗凉掉的荞麦面。18我寄出的信，他们都收到了吗？会认真对待吗？三宅树理坐在自己房间里的桌子跟前，拿小圆镜照着自己的脸。太阳落山，天空脱去黄昏的暗红，桌上的台灯成了室内唯一的光源。可是，不论她怎样热切地观察小圆镜，都看不到戏剧性的美丽变化。所以说镜子是个讨厌的玩意儿。但现在的她只能看看自己的脸，因为没有共同保守秘密、共同分享烦恼的朋友。浅井松子算不上朋友。对于树理想做的事情及其意义，她装作完全理解，事实却一无所知。松子只是心地善良罢了，仅此而已。今天的开学典礼上，校长什么也没说。或许那时举报信还没送到吧。即使是快信，昨天下午寄出的信件也要到今天下午才能送到。这样的话，现在……写给校长的信是寄到学校去的，因为不知道校长家的地址，这样一来就不可能送不到了。另外两个人又怎样了呢？那个见了就来气的藤野凉子。还有最、最、最讨厌的森内老师。她们读了举报信后，会是一副怎样的表情呢？藤野凉子会马上跟她父亲商量吗？森内老师会给校长打电话吗？森内老师的话，也可能在收到寄给她的那封之前，就先从校长那里得知举报信的事。这样一来，今晚回家看到她自己的信时她就不会太大惊小怪了吧。这倒有点遗憾。我原本想把她吓趴下的。唉，给校长的信晚一天寄就好了。森内老师住在江户川区，过着独身生活。放暑假时，有女同学到她家里去玩过，还嚷嚷着“好精致的公寓啊”“阳台上还种着花草呀”之类的话，疯疯癫癫的，简直有病。森内那模样，有什么好羡慕的？你们都被她的外表蒙蔽了。怎么就不明白呢？难道，一个人的外表就那么重要吗？森内老师，我要你脸色惨白，手忙脚乱，晕头转向。我要你费尽心力，把那三个家伙从学校里赶出去。如果不这么做，那你就等着瞧吧。我还有更厉害的手段呢。三宅树理注视着小圆镜中的自己，思绪万千。她并不担心校方可能会着手寻找匿名信举报人。这对现在的她来说，还不那么迫切。？也是有着六十户规模的公寓住宅群。包括惠美子在内的租户仅有几户，绝大部分的住户都把房子买了下来，虽然这里的住户以有孩子的小家庭为主，时常比较吵闹，但从安全角度考虑，比那些纯租赁性质的公寓要让人放心得多。惠美子对这里的住宅十分中意。一月七日星期一，下午七点四十分，惠笑子回到家，推开入口处厚重的大门进入楼道。她走到成排的信箱前肴了看，从投递口便够得到晚报的，只有自己的信箱。除了晚报，还有几张晚到的贺年卡和一封邮寄广告。惠美子把邮箱里的东西统统抱在胸前，朝电梯走去。下行的电梯中走出面熟的邻居，相互道声“晚上好”后，惠美子独自一人走进了电梯。她的房间是四楼的四〇三室。走出电梯，脚上五公分高的高跟鞋在走廊地面敲出一连串“咯咯咯”的清脆响声。她掏出钥匙打开房门。我回来了，我的家。有个人在屏息静气地倾听森内惠美子的动静，脚步声、开门声，还有随后降临的静寂。那人住在隔壁的四〇二。垣内美奈绘的生日是一月十五日。因此，每到一月份她总会心情郁闷。因为无论愿不愿意，她总会在这时想起自己的年龄。不，也不是每年都郁闷。这种状况是从两年前，也就是丈夫陷入婚外恋的时候开始的。从那时起，一直持续至今，已经有两年一个月又二十八天了。垣内典史是一家总部设在大阪的一流证券公司的职员，受益于数年前开始景气的经济形势，近几年的收入直线上升。当然，丈夫不会用“数年前”这种模糊的表达方式，而会明确地说“自广场协议（注：1985年9月，美国、日本、前联邦德国、法国、英国的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打成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协议。）以来”。即便身在家中，优秀的证券业务员说话也会准确又明快。同理，他说起“我要离婚”时，也同样言之凿凿，既不会难以启齿，也不会扭捏迟疑，连说话的语调也和分析投资效率时一模一样。“我们的婚姻这桩买卖失败了。考虑一下别的途径吧。”他是这样提出离婚要求的，在美奈绘的理解中，像是在谈论一桩投资项目。垣内典史将自己的部分人生投资到美奈绘这个女人身上，结果却没有得到他预期的回报。所以他要换只股票。理所当然，简单明了。至于被换掉的一方承受的伤痛，并不在他考虑的范畴。两年一个月又二十八天，美奈绘的年龄也增长了相同的数字。两年一个月又二十八天之前，她发现丈夫有了外遇，追问之下，丈夫说：“你既然知道了，那正是个好机会。”随即干净利落地提出了离婚要求。而度过下一个生日时，美奈绘就要三十一岁了。她将在丈夫提出离婚并有婚外情――比两年一个月又二十八天还要早上半年的时候就有了――的处境下迎来人生中的三十一岁。美奈绘问过丈夫：“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比我小几岁？”“二十八岁。”丈夫回答。她是一名室内设计师，原本是丈夫的顾客。外出就职、生活独立、经济富裕的女人。就是这样的女人夺走了我的丈夫。美奈绘没有答应离婚，于是丈夫离家出走，离开了这套以他的名义贷款购置的公寓。“这套房子归你，算是精神补偿。只要你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马上就去办过户手续。”丈夫临走时扔下了这句话。那是两年前新年过后的一天，他说明天就要上班了，有东京证券的开盘仪式。“希望在新的一年开始之际，做个了断。”之后，他便与情人一起开始了新生活，把美奈绘孤零零地留在这所空荡荡的房子里，直至今日。美奈绘并不打算答应离婚。怎么可能答应！把别人对我的侮辱和轻蔑照单全收？我美奈绘还没傻到这般地步。丈夫也太小看我了。当着丈夫的面，她也这么说过。然而，丈夫典史就像面对着一个因投资风险过高而踌躇不前的顾客，脸上露出遗憾啊的表情，说道：“我很现实，也没有蔑视你。我们的婚姻投资失败了、破产了，需要解除合约，仅此而已。你怎么就不明白呢？”美奈绘知道丈夫是有能力的，他的收入后来又提高了。由于绩效显著，他在公司里相当吃得开。现在的他已不是个普通的证券推销员，还有了个“金融规划师”的头衔，钱多得用不完。因此让出一两套这样的小户型公寓，对他而言根本无关痛痒。他每个月还寄给美奈绘为数不少的生活费。每次估摸钱已到账时，他都会打电话来。“你总不能老是这样，差不多就行了吧？要是一直僵下去，我也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了。”“什么强硬手段？”“上法院。”“行啊，请便。有本事你就去。搞外遇的丈夫抛弃妻子，法院会认可吗？”“你可当真？最近的观念可不比过往。婚姻破裂后，有责配偶方提出离婚的情况，法院自会受理。还有，你真以为婚姻失败的责任都在我？你有没有自我反省过？”“我又没做错什么！”“那就没法说下去了，扯来扯去没个完了。不过我可提醒你，只要打起官司，就别指望我再汇钱给你。你的生活有保障吗？”说得很对。即使是现在，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如今丈夫和情人一定过着花天酒地的奢靡生活。美奈绘不知道他们住在哪儿，因为典史像躲避危险的病菌一样躲着美奈绘。他更换过工作地点，美奈绘到他原先工作的地方打听，没人愿意给她线索，明显是有过封口令的。为什么大家都帮着丈夫？为什么？为什么？新的一年，丈夫与过去一刀两断，开始崭新的人生，美奈绘不过是他抛弃的旧家具罢了。“如果要比耐性，一直耗下去，我也无所谓。她说过不在乎是否登记结婚，反正不影响生活和工作。无端耗费时间，错过人生重启的最佳时机，只会对你越来越不利。”丈夫说完就挂断了电话。每次都是这样。美奈绘的老家比较远，父亲总是生病，母亲的精力全都用来照顾父亲了。美奈绘不想让父母为自己操心，从未向他们提过丈夫有外遇的事。假期时，她会用海外旅行作借口，不回老家。遇到做法事之类不得不露面的状况，美奈绘会独自前往。结果，父母从未有过怀疑。“典史他一定很忙。”身居不起眼的小地方，在名不见经传的公司工作的父亲，为可以在一流证券公闻大展身手的女婿感到自豪。而老是说父亲牢骚话的母亲，也为能够抓住好男人的女儿感到骄傲。女儿没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却能钓到这么个金龟婿，还是有一手的。因此出了当下的状况，美奈绘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我被人甩了”这样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也没必要说，忍着就行。只要一个人默默忍耐，就没人会知道。就当丈夫工作忙，隔三差五出差外派，很少回家，不就行了吗？事实上，在婚姻出现危机之前，典史确实一直很忙，几乎每天都要到深更半夜才回家，休息日也基本不在家。独自一人也有好处，那就是只要骗过自己，就完事儿了。但是，从某个时候起，情况发生了变化。隔壁的女人――森内惠美子是两年前的三月份搬来的。自她过来打招呼那时起，就让人特别看不顺眼。不过大学刚毕业的小姑娘，却一副英姿飒爽、充满自信的模样，仿佛世间万物都会围着她转，她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再加上人长得美，打扮也很得体，只要看上一眼，就觉得来气。当时，丈夫刚出走了一个多月，美奈绘没心思多琢磨隔壁新搬来的女人。管她呢，看不顺眼就不看。美奈绘很快把她忘了。公寓房的优点之一就在于，左邻右舍没必要多交际。隔壁的女人威胁到美奈绘的生存权，还是在去年九月。具体的日子不记得了，反正是个星期天。那天午后，典史突然回来了。自他离家出走后，这还是头一回。他说是回来拿一些旧资料的，本以为在公司，却怎么也找不到，觉得应该在家。听他的口气，那些资料好像十分重要。丈夫的房间里，他用过的橱柜全部保持着原样，他随便何时回来，都马上能够使用。典史明明注意到了这一点，却故意不动声色，像警察入室搜查似的乱翻一通。美奈绘向他搭话他也爱理不理，为他煮了咖啡他也不喝。日积月累的郁闷和愤怒，在忍无可忍之下，终于爆发出来。美奈绘跟在丈夫身后，向他喷出一串尖刻刁难的话语。可丈夫毫无反应，只顾找他的东西。他明显地无视了美奈绘，而这无疑是在火上浇油。美奈绘抓起手边的物品，朝走动中的丈夫扔去，虽然没有扔中，但看到丈夫瞪得溜圆的眼睛，她心里舒畅得很，连她自己也觉得不太对劲。于是她继续扔，丈夫则从一个房间逃到另一个房间。“你是不是疯了？”扔下这句话，丈夫准备离开。美奈绘追上去，在丈夫打开房门的瞬间揪住他。她使出浑身的力气，想把丈夫拖回房间。整个过程中，她都在高声哭喊。丈夫推开美奈绘，冲到外面的走廊想马上逃离，拖着他的美奈绘反被带了出去，滚到走廊上。这时美奈绘发现，隔壁的女人就站在眼前。四〇三室的门开着，那女人一只手握住门把，正朝这里张望。估计她很吃惊，隔壁邻居家到底出了什么事？典史也注意到了那个女人。他一直保持着的冷静竟因此开始崩溃。他的脸颊和额头霎时变得通红。“失礼了。”典史简短地道歉后，用足全身力气甩掉美奈绘的手。美奈绘因第三者在场而不自觉地畏缩了一下，结果被丈夫推开，脑袋撞到门，一屁股坐到地上。丈夫头也不回地走向电梯，脚步踏得震天响。美奈绘坐在地上失声痛哭，边哭边喊：“你等着瞧！我绝不会同意离婚的！”一遍，两遍，她不停重复着这句话。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注意到隔壁的女人仍站在她身旁。她那双穿着凉鞋的脚就在美奈绘的膝盖附近。美奈绘抬起头。隔壁的女人俯视着。两人目光相交。隔壁的女人在笑。当然，看到美奈绘泪流满面的模样时，她脸上的笑容已经消失了。但美奈绘知道，她只是紧急撤回了笑容。她还弯下腰，对美奈绘说：“你不要紧吧？”她的话音里居然还藏着笑意。她在嘲笑美奈绘。美奈绘默不作声，连滚带爬般退到门的内侧。回到起居室后，她将头埋在靠垫下，又开始放声大哭起来。太伤心了。不是因为典史。他那种冷冰冰的态度，美奈绘已然习以为常，早就不知不觉被迫适应了。让美奈绘伤心的，是隔壁那个女人的嘲笑。那女人的眼角和嘴边流露出的些微神色，都在说着与典史一模一样的话。「喂，你是不是疯了？」不仅如此。自己的心事全都暴露了。美奈绘是个被人抛弃的女人，居然在大叫“绝不会同意离婚”，还硬缠着丈夫，丑态毕露。今后，无论美奈绘如何努力欺骗自己，都无济于事了。因为隔壁的女人全部知道了。从此，隔壁那个女人的影响力，开始在美奈绘体内如癌细胞一般不断增殖、膨胀起来。在此之前，美奈绘在公寓内外与别的女人擦肩而过时，顶多只会彼此点头致意。她向来都无视那些女人的存在。可现在不一样了。见到别的女人，感受她们的视线后，美奈绘能从中读出各种含义。「脑子不正常了？可怜巴巴的没出息女人。被老公甩掉了？你就死了心吧。像你这样的大婶，不被甩掉才怪！」你的人生彻底失败了。隔壁的女人总是这么说。即使她没有诉诸语言，没有发出声音，美奈绘一样听得到，一样明白。「我不会变得像你一样悲惨。我可不是拖住男人痛哭流涕的、不知羞耻的女人。」隔壁那个女人的职业好像是教师吧。刚搬来时，她就是这样自我介绍的。去年夏天，一些女学生到她屋里去玩，嘻嘻哈哈，吵得不亦乐乎。也就是说，她是个有工作的女人。在职场有一席之地，发挥着一定的作用。跟丈夫的情人一样。无论何时何地，见到她时，美奈绘总能从她投射过来的视线里，以及不冷不热的点头致意中，感受到无声的嘲弄。白天遇见时――「死缠着一心想跟你离婚的丈夫，游手好闲地混日子。真潇洒啊，大婶儿。」晚上遇见时――「大婶儿，没什么地方可去吧？没人跟你约会吧？好可怜。可有什么办法呢？」并且她还在笑。她在笑。她在嘲笑，在嘲笑美奈绘。瞧你这走路的模样，假模假样的。大婶儿，我什么都知道哦。你是个被抛弃的女人。没有你可以待的地方，谁都不要你呢。你就是个碍手碍脚的电灯泡。如果美奈绘有推心置腹的朋友，哪怕只有一个，那这个朋友定会忠告她，那些话并非来自隔壁的女人，而是她的自我责难和自我厌恶造成的幻觉。还会告诉她，应该受到责难的是那个自私自利的丈夫。要想与他抗争，可以找到更好的途径，但首先必须尊重自己。遗憾的是，她并没有这样的朋友。美奈绘也考虑过出去找工作。她知道老闷在家里不好。如果自己赚得到生活费，便能成为和丈夫抗争的资本。可是她发现，外头根本找不到自己可以干的正经活。眼下经济景气，临时工作有的是，可美奈绘不喜欢按小时结算工资的工作。通过劳务公司的派遣工也不行，总有低人一等的感觉。美奈绘想进一流公司，想要真正的职业。这样一来，可供选择的范围一下子变得很窄。电视和报纸新闻都说，刚毕业的大学生很抢手，有不少学生没毕业就签下了合同。可对于年过三十、中途就业、无特殊技能、学历和工作经历差强人意的美奈绘，现实相当残酷。所谓用工荒，恐怕只适用于一小部分人才。无论如何，也要找一份不输给隔壁女人的工作。一定要进入一流企业。美奈绘就像中了邪，即使屡遭拒绝依然百折不挠。明知对方对年龄和学历设了限，也仍然耐心地填写简历，穿着新做的套装参加面试。在面试官的苦笑声中被淘汰后，她就直奔下一家、再下一家。这时如果有一个头脑冷静并关心她的旁观者，一定会提醒她，她的假想敌不该是隔壁的女人，而应该是丈夫的情人。可惜她连那情人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无法直接展开攻击，才拿隔壁的女人来做替身。郁闷！窝心！憋屈！气死人了！什么职业不职业的？什么叫职业女性？我年轻那会儿，女孩子高中或短期大学毕业后，找家公司当几年事务员，再找个老公结婚辞掉工作，那才是正道。一路走正道过来的我应该才是人生的胜利者。为何如今，我反而会被当成无业游民对待呢？“对不起，我们公司无法满足您的要求。”聊了。你什么也不愿意学，也不想有任何长进。」丈夫说，我是个什么也不会的女人。可是，当初你不就是希望我留在家里吗？我全力承担家务，让你在生活上没有后顾之忧，能够全身心投人工作，难道不是这样吗？如果我们有孩子，会不会不一样呢？我是想要孩子的。可你总是说，还没有做好抚养孩子的心理准备，一拖再拖。我的要求你从来听不进去。难道你从一开始就知道，你总有一天会跟我分手吗？你说我们的婚姻失败了，你到底是何时作出这样的判断的？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呀！美奈绘孤独地呼唤着，在仅剩她一个人的四〇二室中，她的声音回荡于虚空，逐渐消失。内心的妄想和烦恼越来越浓，却没有人能给她一丝安慰。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抽到下下签，要遭这种罪呢？隔壁的女人真叫人来气，简直是扎在心头的一根刺。她都在干些什么？过着怎样的生活？与什么人交往？有没有男朋友？她跟男朋友在一起时，肯定会拿我取笑作乐。一想到这些，美奈绘就夜不能寐。胡思乱想到最后，她终于鬼迷心窍了。这个念头来自侦探电视剧。剧中两名担当侦探角色的男女，打探着可疑人物身边的一切。他们潜入那人的住宅，偷偷查看抽屉里的物品和信件。虽说这里是精装修的公寓房，门锁都是统一安装，但毫无经验的美奈绘不可能轻易打开。那信箱呢？对啊，如果只是查看那个女人的信件，我也做得到。要是抓住点什么把柄，就轮到我来嘲笑那个女人了。你别那么一本正经的，你的丑事我全都知道！我不能离开这所公寓，一旦离开，就意味着向丈夫和他的情人认输。我要留在这里等丈夫回来，必须找回我自己的生活。那就先揪住隔壁那个女人的弱点，将她扫地出门。开始不过是心血来潮，一个意外的发现却给了美奈绘极大的鼓励。去年圣诞节，她发现隔壁的女人极度萎靡不振，实在有点稀奇。在电梯间擦身而过时，那个女人一反常态，没有投来愚弄人的视线，只是低着头匆匆走过去，眼圈红肿着，似乎在哭。那个女人出什么事了吧？我要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在这一发现的刺激下，美奈绘干劲十足地行动起来。公寓的信箱都是用号码锁锁住的。由于隔壁的女人存有戒心，很难在她打开信箱时凑过去偷看密码。美奈绘绞尽脑汁，想出一个简单有效的方法：在三十公分长的尺子一头粘上胶带，从投递口探进去，将信件钓出来。较重的邮件估计没法上钩，但最重要的私人信件一般都比较轻。这个方法应该管用。第一次尝试这种“钓鱼”的手法，是在去年的十二月二十八日。虽然那天没钓上重要的信件，美奈绘仍然紧张得心脏噗通直跳。这种感觉真是过瘾。从此以后，她每天都会尝试一下。邮递员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来一次，美奈绘每次都会在确认完那个女人的动静后伺机下手。她发现，只要留神不被其他住户和物业人员发现，实际操作起来还是比较轻松的。只要钓到信件，美奈绘就会马上拆看，在身边留上一天后放回那个女人的信箱。明信片当然可以直接阅读，如果是有封口的信件，美奈绘会用蒸气熏蒸封口，打开后取出信笺。有些实在打不开的，就干脆用剪刀剪开。反正用不着全部还给那个女人，只要不让她知道信件被偷看过就行。从元旦开始的三天，那个女人好像回老家去了，所有的贺年卡都是美奈绘首先看到的。由学生寄来的贺年卡得知，那个女人是某所初中二年级一班的班主任。她教的是英语，还被一部分学生亲切地称作“森林林老师”。这样的侦探工作如果继续干下去，还会挖掘出更多的细节，比如每个月的水电费、电话费。如果能知道她曾往哪里打电话就更好了。一月五日，来了一封从巴黎寄来的航空信。寄信人是女性，估计是大学同学。是去留学，还是去工作的呢？她也管隔壁的女人叫“森林林”。打过新年的招呼，她又描述了一番巴黎的美。“五月黄金周来玩吧。”美奈绘看完后，便将这封航空信撕碎扔掉。这样一来，隔壁的女人就失去了一位朋友，真叫人开心。有没有更有分量的东西呢？更能威胁到那个女人的信件，怎么不来呢？美奈绘的热切期盼终于得到了回应。即便她的夙愿没有感动上天，至少也感动了某位神仙吧。今天上午十点过后。睡过懒觉、很晚起床的美奈绘下到大厅去取报纸。这时碰巧邮递员来了，正站在对讲门铃前。美奈绘装作若无其事地偷瞄着，看看有没有隔壁那个女人的信件。“叮终、叮路”邮递员按响了对讲门铃的按钮，没有得到回音。于是他抱着成捆的邮件，转身来到成排的信箱跟前。美奈绘集中注意，倾听信箱中的动静。“咔嚓”一声。毫无疑问，四〇三室的信箱中投进了信件。美奈绘跑回自己的房间，取出钓邮件的工具。邮递员按过对讲门铃，这说明邮件是挂号信一类需要送达证明的信件。现在收件人不在，投进信箱的应该是投递单。只要将它拿到手，就能冒领信件。印章只要花钱就能刻制，若邮局要求出示住址证明，就拿出以前钓到的没有归还的邮件，譬如邮寄广告来作证。早知道可能派上用场，所以那种东西留着好多呢。如果是现金挂号信就好了，美奈绘想着。自己本就需要钱，而且可以给那个女人造成点实际的损失。可是，从信箱里钓出来的，是一封常见的书信。是快信。怪不得邮递员按完对讲门铃发现没人，就直接扔到信箱里去了呢。起初，美奈绘感到相当失望。但她仔细看了看这封快信后，一下被勾起了好奇心。信封上的文字很诡异，是借助尺子划出来的。连寄信人的姓名也没有！美奈绘自己曾寄出过好几封这样的信，是寄到丈夫的公司里去的，当然是为了告发他的无情无义。当时她心想，既然妻子的直接投诉他们不予理睬，那就装成同情妻子的“正义的旁观者”去告发。收件人信息和信件内容都是用文字处理机打印的，有几次因为觉得说服力不够，也采用过手写的方式。为了不暴露自己，尝试过用左手写和用尺子划。真是费尽了心机。可这些信全都石沉大海，杳无回音，后来美奈绘就再也不写了。看来，丈夫公司里的人全都是偏袒丈夫的。不过，写信时的兴奋之情依然难以忘怀，自己好像真的不再是自己，成了一个为可怜的垣内美奈绘仗义执言的旁观者。感觉不错，也绝不心虚。美奈绘拆开这封奇妙的快信。她省去用蒸汽熏蒸的麻烦工序，干脆利落地剪去了封口。她读到了信的内容。信笺上的文字和信封上一样，也是用尺子划着写的。「举报信」标题很引人注目。城东第三中学，二年级一班的柏木卓也？他不是自杀的，而是被人弄死的？二年级一班不就是那个女人带的班级吗？写这封信的人举报了一起杀人事件，还写道：请通知警察。美奈绘立刻穿上大衣，朝附近的图书馆跑去。家里订过报纸，可美奈绘基本只看报上的广告和电视节目预告，也很少看电视新闻。隔壁那个女人的学校竟然发生了那种事件，她根本没注意到。也难怪，到目前为止连她在哪个学校教课都不知道，以前要是再多关注一点就好了。说不定，去年圣诞节那女人一反常态的萎靡不振就和这件事有关。尽管她是个目中无人自信过剩的女人，自己教的学生死了，垂头丧气也是很正常的。在图书馆查阅过上个月报纸的合订本，美奈惠马上就弄明白了。事件果然发生在圣诞节的早晨。当天，也就是二十五日的晚报上写道，城东第三中学的校园内发现了一具就读于该校的男学生的尸体，似乎是从屋顶坠落致死的，城东警察署就事故和凶杀两条线索展开侦查。就是那场大雪后的第二天早晨。美奈绘记得很清楚。对圣诞夜的大雪，天气预报的主持人还自作多情地说了句“好浪漫啊”。这种人根本无视了世上那些被人抛弃、孤苦伶灯地度过圣诞夜的可怜人。世人喜欢一厢情愿地认为，别人的生活都和自己一样幸福美满。当时，美奈绘越想越气，直至坐立不安。窗外漫天飞舞的大雪将自己困在了屋里。美奈绘不由得对大雪生起气来。同样身在东京都，丈夫和他的情人此时一定在某处并肩仰望大雪，笑语盈盈地说着“好浪漫啊”之类令人作呕的情话。一想到这里，美奈绘就气不打一处来。二十六日的晨报并未刊载事件的后续报道，而当日的各大晚报同时刊登了短文，讨论死亡的男学生是否系自杀。报道称，该男生十一月起就拒绝上学，他的父母一直对他不稳定的精神状态深感担忧。两天后，报上又刊登了校方教职人员和同班同学出席守灵仪式和葬礼，并向该男生洒泪作别的新闻。之后就再也没有后续消息了。整起事件未引起轩然大波，看来已经当作自杀事件了结了。但是，那位匿名的举报者提出了“凶杀”的证言。“他”声称自己看到有人将柏木推下屋顶的情景，并说凶手们笑着逃走了。出了图书馆，美奈绘漫步在街道上。她已经好久没有一个人外出闲逛了。平时出门买东西或办事时，她都直奔目标，原路返回，且从不东张西望。因为，只要有卿卿我我的情侣或开开心心的一家子进入视野，她就会心乱如麻，两腿发颤，冷汗直冒。现在却不同了，她能够默默地混迹于来往人流中，不受任何干扰。她的整个脑袋都被刚才发现的事实占满了。好久没有这么激动过了。她感到浑身热血沸腾。寄出这封举报信的人多半也是城东三中的学生，否则怎么会寄给老师呢？说不定还是那个女人班上的学生呢。这封信既是举报信，也是求助信。老师，帮帮我。我知道真相，但我不敢说出来。本该充满欢乐的圣诞夜，有一个孩子孤独地死去了。另一个孩子明明知道死亡的真相，却由于恐惧而不敢声张。美奈绘觉得，两个孩子都是自己的同类。他们三人都是被投入孤独牢狱的囚徒。路旁有一家咖啡店。她自然而然地走了过去，推开店门，在一张靠窗的椅子上坐下，要了一杯混合咖啡。她已经很久没来过咖啡店了，在她看来，一个人坐着喝咖啡实在不成体统。看，那个女人连个同伴也没有一店里的其他客人一定会这么想。没有男人，没有孩子，连朋友也没有。多么可怜、多么悲惨的女人。现在好了，根本不必在意别人的目光。热气腾腾的咖啡端来，美奈绘望着窗外，细细品味着。举报信的内容到底是真是假？这么大的事儿，不会有哪个孩子敢胡说八道吧。再说，“他”还让看到信的人通知警察呢。不可能是假的。老师，帮帮我。帮你，一定帮你。不过帮你的不是森内老师，是我。我们同病相怜，同样为孤独所困，所以我才会帮你。森内老师是靠不住的――当这句话浮上美奈绘的脑海时，她体内原本混沌而又不断高涨的能量终于现出具体的形貌。只要处理得当，在倾听举报人心愿的基础上，不就能给隔壁那个可恨的女人――森内惠美子以沉重的打击了吗？自己带的班级有学生死了，她却只是萎靡了两天，年底又恢复原本那副旁若无人的模样，现在也依然精神抖擞地去学校上班。所谓厚颜无耻，说的不就是这种人吗？按理说，她早该引咎辞职了。可那个女人非但不辞职，还一如既往地充满自信，这分明是她无视学生宝贵生命的铁证。这样的女人一定要受到惩罚。没有防止学生被杀――这就是她的罪行。不，还不仅仅是这样。就算没有这封举报信，或者万一信上的内容是虚假的，仅就学生不愿上学并最终自杀这一事实而言，那个女人也该承担重大责任，不仅要失去做教师的资格，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了。然而直至今日，森内惠美子从未受到责备，也未作任何反省。依然那么幸福快乐。依然那么傲慢自信。依然蔑视着美奈绘。我要公开这封举报信。时间不会太久，大概十天半月后，这封信会经过我美奈绘之手公之于世。偶然看到这封信被人丢弃，由于内容重大，所以我送来了。警察？不行不行，送到他们那儿实在不够火爆。交给媒体才行，而且要那些炒得出爆炸性效应的媒体。城东第三中学二年级一班的班主任森内惠美子老师，无视学生写来的举报信并将其随意丢弃！看你怎么解释！我要摧毁你的一切，夺走你的一切，让你永远无法蔑视我。垣内美奈绘对着咖啡店的窗玻璃露出了得意的微笑。19声音正在传播，由此及彼，往复于空中。飞去，飞来，又飞去，好像在练习抛接球，就算用上计谋，也常常会落败；既想传达心意，又时常裹挟着谎言。“说是刑警，还以为会是很可怕的人呢。其实一点也不可怕。”“听说是个女的，对吧？”“嗯，还很年轻。不过比森林林大一些，大概三十出头了吧。”“真理子，她都问了些什么问题呢？”“什么问题……呃……”“说是原则上自愿参加，可只有我们班必须全体参加，你不觉得奇怪吗？”“我们班不就是柏木的班级吗？就因为这个吧。有什么办法呢？凉子，你想得太多了吧？”“是吗……有没有问一些讨厌的问题呢？”“讨厌的问题？什么样的问题？”“譬如说，跟柏木关系好不好之类的。”“啊，那是凉子你觉得讨厌的问题嘛。”“才不是呢。”“怎么有气无力的？感冒了吗？”“也许吧。”“最近流感爆发呢。快别打电话了，量一下体温吧。挂了，保重。”耿耿于怀。*电话打来时，野田健一正在一个人吃晚饭。晚饭是在附近的外卖便当屋买的鲑鱼套餐，二百五十日元一份。一个初中男生独自一人对着打开的电视机，靠现成的便当和速溶味噌汤应付晚饭，这在别人眼里或许很凄凉，而对健一而言，反倒一身轻松。从前天起，母亲住进了当地的医院。这次是因为腰痛。她说自己疼得站不起身，医生怀疑她得了椎间盘突出症，决定让她住院检查。父亲总是上夜班，健一只在出门上学时才能见到他，并向他索要餐费。从父亲的表情来看，母亲入院后，他反倒放了心。父子两人，嘴上总是沉默着，心里的想法倒是一样的。自从提出要去北轻井泽开客栈，健一就一直提防着父亲。他就像个多疑的刑警，时刻关注着父亲的一举一动。如果不小心提防，父亲说不定真会下定决心：健一，关于上次说起的开客栈的事情，爸爸还是觉得应该放手一搏。放春假时，我们就搬过去吧。关于这件事，父亲曾和健一商量，听取意见。健一表示过强烈反对。或许对父亲而言，健一的反对意见只需用一句“还是觉得”就能挡过去吧。每个人在青春期都必须过一道难关，那就是对父母的不信任。爸爸的生存价值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他对工作牢骚满腹又死抱着公司不放？妈妈总是说爸爸的坏话，可为什么不跟他离婚？你们这对夫妻，真的是彼此相爱才结婚的吗？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人到底应该怎样生活？而健一对父母的极度不信任，已经渗透进实际生活中，如果放任不管，必将导致严重的后果。真想一个人待着。独自一人默默吃饭的健一，心里这么想。真想一个人生活下去。如果能自己养活自己，该有多好啊。如果能不受任何人摆布，由自己来决定怎么生活，该有多好啊。离家出走的念头在他脑海中一闪而过。健一立刻像做错了数学题一般，抹去了这个“解”。他十分清楚，由“渴望自由”推导出的这个“解”，是与跟着父母去北轻井泽一样的毁灭性错误。健一可不是没有头脑的孩子。一个初二学生离家出走后会怎么样？外面会有什么样的生活等着自己？短暂的轻松自在无疑是以今后漫长人生的毁灭为代价的。简直傻到极点。尽管已经想得很明白了，可当他拿起电话听筒，听到向坂行夫的声音时，依然条件反射地问：“喂，你有没有想过离家出走啊？”行夫似乎大吃一惊，张口结舌地愣了一会儿，笑了起来。“说什么呢？冷不防地。”“嗯，正好想到。”“跟老爸吵架了吧？对了，你妈身体怎样了？”行夫知道健一的母亲住院了。“在接受检查。精神着呢。”“好好的怎么会住院呢？小健，你没事吧？”“有事”的是我们家爸妈。健一内心嘟囔道。“你要是想离家出走，就来我家好了。”行夫兴奋地说，“住到我家来就行。我们可以一起去上学。你来了，小昌也会很高兴的。”这就是父亲提出要去北轻井泽时，健一想到的方案。现在，同样内容的提议从行夫嘴里说了出来。健一感到一种久违的喜悦。想不到友情竟能如此令人温暖，我竟然忘了个精光。“那怎么行呢？”健一微笑着说，“会给你们添麻烦的。”“没事儿，我们家才不在乎呢。我老爸老妈也说过，野田的妈妈住院了，一个人在家很无聊，让他睡我们家好了，顺便还能辅导小昌的功课。”行夫很高兴地说着。健一很想继续这个话题，谈点具体的安排。但这毕竟只是他的心愿，他心里很清楚，父母绝对不会答应这样的请求。母亲甚至不想让他和行夫走得太近。她一定会当面斥责：这个笨头笨脑的家伙，成绩一塌糊涂，你就没有更像样的朋友了吗？开什么玩笑？凭什么你要去受他的照顾呢？父亲则会这么说：一个好端端家庭的孩子，怎么能无缘无故地去麻烦别人家呢？什么叫“无缘无故”？明明有缘故。我们家本就不是什么“好端端的家庭”。若健一如此反驳，父亲会气得翻白眼，大声怒吼：你胡说什么！啊，烦死人了！为了从父母身边溜走，才会胡思乱想。可每每想到一个办法，又总要考虑父母会不会答应。不能让父母的期待落空。因此要尽量不让他们有所期待。这一直是自己的行事原则。我不想和父母发生冲突，所以什么也做不了。我真没用。真想一个人待着。突然，这股渴望化作一阵哽咽涌了上来，健一紧紧地握住听筒。“什么事？”“啊？”“打电话来？”健一调整好气息，不让行夫听出嗓音的变化。“没什么事。今天你不是被叫去问话了吗？”“被叫去？叫到哪里去？”“哎？不就是那个嘛。柏木的那个，面谈嘛。”“我以为什么呢，就为这个？”上星期一，森内老师突然说，关于柏木的事件，校方要组织单独面谈。“对象是二年级全体同学。想不想参与，原则上是自由的，但我们班要全部参加。柏木毕竟是我们班的同学，大家或许还有一些无法排解的心理障碍，希望大家一吐为快。”当时教室里炸开了锅。有人说，事情已经过去了，还谈什么？不过这么一来大家心里都有了底，好像早就等着这一情况了。“与大家面谈的并不是任课老师。如果是我们这些老师，大家难免会有些难以启齿的地方。这次会由心理辅导老师、保健老师尾崎和城东警察署少年课的刑警来倾听大家的诉说。如果你们的父母也想参加面谈，可以一起来。”听说有警察参加，同学中立刻发出一阵与刚才不太相同的喧闹。为什么会有警察参加呢？马上有人提问了。森内老师笑着答道：“大家别怕。警察只会在场旁听。城东警察署少年课正在考虑，今后如何防止类似的惨剧再度重演。他们想听听初中生的真实意见。所以，如果你们对学校有意见，不妨直说，明白吗？”课堂里爆发出一片笑声。森内加了一句：“如果对我有意见，也可以借机稍稍控诉一下。”于是大家笑得更欢了。健一心想：其实你心里根本不是这样想的吧？准备工作似乎非常费事，直到这个星期一面谈才正式开始。面谈的顺序按学号，女生从前往后，男生从后往前。因此野田健一排在了向坂行夫前面。“小健，他们都问了你一些什么问题啊？”“呃，什么问题呢……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心理辅导老师是个和健一的父亲差不多年纪的男子，规矩地穿着西装。健一原本有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以为心理医生应该身穿白大褂，因此见到西装笔挺的心理辅导老师时，他还吃了一惊。面谈开始时，那人自我介绍说，他是个临床心理医生。一旁那位城东警察署的刑警，出事那天见到过。短而整齐的头发，浓浓的眉毛，给健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主导面谈进程的是尾崎老师。她说，谈话的目的在于了解大家的心理健康状态。看到尾崎老师一如既往地和蔼可亲，健一率先说出的竟是――妈妈又住院了。毕竟这才是他最想向他人倾吐的：老师，我只想一个人待着。我想从父母身边离开，一个人生活。老师，我这样想，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可是，当着初次见面的心理辅导老师和女刑警的面，他没好意思说出口。晚上睡得好吗？会隐约感到不安吗？独处的时候会害怕吗？柏木去世后，想起过他吗？早晨起来觉得头痛吗？肚子痛不痛？有没有过不想上学的想法呢？健一觉得，在面谈的过程中，他们对自己的观察，似乎要比对其他同学更细致。这当然是因为健一是柏木卓也尸体的第一发现人。说来，他确实被问了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关于柏木的事，有谁跟你说过些什么，或者给你打过电话、写过信吗？」用意不明。反问他们“什么意思”，他们又说“没什么”。「因为此事见了报，你又是第一发现人，就想问一问，有没有人来采访过你？」健一回答说“没有”。心理辅导老师记了笔记，尾崎老师笑眯眯的，女警官则点了点头。「我觉得柏木死得很可怜。但也仅此而已。」听了健一这句话，这次是三人一起点了点头。事实上，健一几乎把柏木卓也的事件忘记了。当然，柏木的身体冻得硬邦邦的触感，雪花沾在他张开的眼睛上的情景，并没有从健一的记忆中消失。那毕竟是他第一次看到一具尸体呈现自己眼前。或许正因如此，健一没心思多考虑柏木卓也的事。他死了，已经安然长眠于地下。继续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健一无法专注于他。对不起了。“气氛并不紧张。健一对着话筒说，“尾崎老师也在场，还给我倒茶喝。”“哦……”“用不着太当一回事，如果你没有什么特别烦心的事的话。”“成绩一塌糊涂，这不能跟他们说吧？”“有什么不能的？顺便说说森内老师偏心眼也行。”“你说了吗？”“我怎么会说呢？”“你太坏了。我也不说。”就算是单独面谈，可谁会真的说出心里话来呢？我只把学校当成学习如何处世的场所，在此掂量自己的能耐，仅此而已。老师们用他们的尺子衡量我们，要求我们符合他们的标准。倘若真的按老师的要求去做，又会被当作失败者对待。老师们只想挑选极少数人进入成功者的行列。这种话，谁会真的说出来呢？而且与这些相比，我还有更实际的问题。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父母？怎样才能从他们身边逃走？又有谁会告诉我答案呢？为了不让父母失望，我一直很用功。可这份努力为什么总是得不到回报？为什么会如此不合情理？老师，请你告诉我。警官也好，心理医生也好，请你们告诉我，我要怎样做，才能获得自由？打发完尽聊些废话的行夫，健一挂断了电话。电话听筒半冷不热的手感，让他觉得很不舒服。晚餐的盒饭还剩一半，已经凉了。电视机开着，新闻结束了，开始播放综艺节目。轻薄浮夸，低级庸俗，但电视里那些人似乎都很开心，一个劲地笑个不停，仿佛在告诉健一：除了你所在的这个家，别的地方都充满欢乐，幸福美满。柏木卓也用死亡的方式逃离了这个世界。从走投无路的现实生活中，逃之夭夭。一个在面谈时根本没有出现过的念头，像一个紧紧的拥抱，一下子揪住了健一的心。死亡的拥抱。死神似乎就站在他身后，张开两条有力的手臂。我才不想死呢。离我被那两条手臂抱住还早着呢。我有自己的人生。一定有，一定有。在我获得自由，找到自己的人生之路前，只有隐忍等待。别的出路，应该会有。为了能让我一个人待着。只要爸爸妈妈不在就行了。健一觉得自己仿佛在看厌了的风景中发现了新的建筑物。这时，家里不知哪儿的一只钟响了。*为什么女生不像男生那样，从学号排在后面的开始面谈呢？如果这样的话，三宅树理很快就能轮到了。突然安排这样的面谈，到底是什么意思？肯定是想从学生嘴里打听点什么吧。还设置了直接送信给校长的信箱，难道这就是校长对树理的举报信作出的反应吗？面谈还有刑警参加，也是因为接受了树理的告发，警察才出马的吗？这也太隔靴搔痒了吧。要开展正规调查，何必单独面谈呢？把大出他们一伙人押到审讯室，像警察剧里那样接二连三地抛出问题，严加审问不就行了？三宅树理以“作业很多”为借口，敷衍了事地吃过晚饭，缩到自己的房间去了。脸上新长的粉刺痒得厉害，她拼命克制着用手抓挠的冲动。上星期，刚听说要举行单独面谈时，树理几乎陷人恐慌。松子姓“浅井”，按照学号的编排方法，会排到第二个。松子这人没心没肺的，谁知道面谈时，她会说些什么呢。树理叮嘱她：“我们一起去寄信的事不能对别人说。”可她好像连树理惊慌的原因都不太理解。“让老师们知道了不是很好吗？这样不行吗？”她竟然问出如此愚蠢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让他们知道是我们寄出的，可就糟了！”得讲得如此清楚明白，她才终于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这样啊。”我也是个傻瓜。树理简直想狠揍自己的脑袋。我为什么要让松子帮忙呢？唉，如果我有更机灵、更聪明的朋友就好了。面谈结束后，树理急忙问松子有些什么问题，可她的回答仍然不着边际，尽说些“老师可好了”之类的废话。“老师问我还记得柏木吗？我就说，我觉得他挺酷的。”「“是吗？他酷在哪儿呢？”“他不输给大出他们。还有，他经常在教室看书，看的书都是很难的那种，他肯定很聪明。”“你跟柏木说过话吗？”“我长得这么胖，男生都不喜欢我，所以我不敢主动跟他说话。”“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你又没试过，怎么知道他不喜欢你呢？不一定吧。”」松子开心地向树理汇报面谈时的对话。尽是些无聊的废话。她甚至还说，最近跟仓田真理子商量好，准备一起减肥。“仓田人不坏。以前我以为她只跟藤野好，看来并不是这样。”“她跟藤野是一伙的。”“不是的，树理。再说藤野也没那么讨厌。她还陪我们去图书馆找介绍减肥方法的书呢。”“你上当了。”树理说，松子要是跟藤野她们搅在一起，自己就跟她绝交。松子听了十分为难。“我跟你绝交，你就没朋友了。明白吗？谁都不会理你。”“可是仓田……”“你们两个胖子在一起？啊呀，真是惨不忍睹。你们两个并肩走在路上，简直要羞死人了。”看到松子快要哭出来了，树理这才饶过她。提出绝交，确实出于树理的本意，不过她发现这样一来，最受不了的竟是自己。因为，如果真的跟松子绝交了，谁知道她会跟别人说些什么呢。“松子，你的朋友就是我，我的朋友就是你。明白了吗？”要搞定松子还不简单吗？对此，树理充满自信。问题是单独面谈。老师们到底在打什么主意？森内老师装模作样的表情背后，到底隐藏着如何叵测的居心？为什么非要让我受这些煎熬呢？我不过是遭受到残暴的欺辱，羞恼难挡，才奋起反击，为了以后不再被如此伤害。且不论她努力的方向是否正确，习惯于关注自身内心的树理，有着极为丰富的想象力。她那颗年轻的心中隐藏着无限的创造能量。这种想象力徘徊于妄想的边缘，在她心灵的眼睛里投射鲜明的影像。如今，类似的影像正出现在她眼前，清晰可辨：校长和森内，还有一脸凶相的警察，他们并排坐着，等树理在他们跟前坐下，便一齐露出冷笑，开始发问。「“那封举报信是你写的吧？”“你在撒谎。”“你真的看到了吗？你有证据吗？”」树理眨了眨眼睛，眼前的影像随之发生变化。这次校长、森内和刑警们一齐拍着树理的肩膀，赞不绝口。「“你能站出来举报他们，真勇敢。”“这样的话，柏木就能瞑目了。”“三宅，你真了不起。”“感谢你协助警方调查。警视总监会为你发奖状。”」笨蛋，笨蛋，笨蛋！无论哪一种，都不会变成现实。早知道会有这种结果，我才不公开出面举报。我只要悄悄在暗中操纵着，让老师们忙个团团转就行了。我必须顺利通过面谈的考验。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不就行了？可是怎样才能算是“一无所知的样子”？即使谁都不知道，即使连松子都一知半解，自己做的事自己总会知道得清清楚楚。因为这一事实已经在自己的心里扎下了根。难道藤野凉子没读那封举报信吗？那个优等生在干什么？她没有马上跟她父亲商量吗？没有告诉学校吗？要给她打个电话吗？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树理顿感心乱如麻，不由得坐立不安起来。给藤野打电话要问什么？问她：我寄给你的举报信，你扔掉了吗？冷静，冷静。应该还有更好的办法不是吗？想想，再想想。三宅树理开动脑筋，展开想象。譬如说，呃……譬如说，我收到了奇怪的信件，想跟她商量一下，如何？我收到了举报信，信中说柏木是被人杀死的。藤野的父亲是警察吧？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想问一下。可以啊，这样说不就行了吗？如果她要我把信拿给她看，又该怎么办呢？复印用的底稿还留着，但那不能直接拿给她看，说不定会被她看出破绽来。因为害怕，我看过后就撕掉了，可总是放心不下，便想到来找藤野商量。嗯，这样讲就比较有说服力了。年轻和幼稚都会造成同样的弱点：缺乏耐性。无论做什么事，都想马上看到结果。人生就是一连串的等待，这样的教训往往得活到中年才能体会。而意识到这一教训实为真知灼见，往往要耗费剩下的全部人生。三宅树理同样急不可待。尽管她自我感觉已经深思熟虑，事实上还是相当肤浅幼稚的。树理走到自己房间的电话旁。这是一台子机，按下通话按钮后，放在起居室的母机会亮起指示灯，父母会知道她在打电话。如果通话时间长，母亲肯定会过来看。到时候就必须装出一副为烦恼所困，在找朋友商量的模样。如果此事传到藤野父亲的耳朵里，自己的父母估计也会有所反应。因为，如果树理要求那个令人讨厌的优等生不要将此事泄露给他人，她肯定不会答应。她这个人，什么都要向老师和父母汇报！因此必须做好被父母发觉的思想准备。「“树理，那封信是什么时候收到的？”“上周五。”“为什么不跟我们说呢？”“对不起，我不想让你们为我担心。”」如果再掉一两滴眼泪，父母就会更加深信不疑。那么，然后……然后呢？再往后又该怎么办？树理一边自问自答，一边从抽屉里取出班级紧急联络通讯录的打印件，上面就写着藤野凉子家的电话。树理此时满脑子都想着给凉子打电话，没有考虑其他事情的余地。她只想早点跟凉子沟通，早点让自己轻松起来。树理十分紧张，甚至听得到自己心脏的跳动声。她的手指在发抖。心一慌，她拨错了号码，只得重拨一遍。这次总算拨通了。听筒里传来等待的铃声：嘟――嘟――咔嚓。“喂，这里是藤野家。”是一个小女孩的声音。既紧张又兴奋的树理，一心以为肯定会由凉子来接电话，现在听到陌生的声音，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喂，这里是藤野家呀！”估计是个小学生。藤野凉子有妹妹吗？树理将听筒紧贴耳朵，吸了一口气，刚想开口――“这里是藤野家，请问您是谁？”这小丫头真讨厌！这时，树理飞速旋转着的脑筋里冒出一连串疑问。举报信寄给你三宅树理？为什么？你又不是老师，家里又没人当警察，再说你原本和柏木卓也并不亲近，为什么会寄给你？这不奇怪吗？面对这样的质问，她又该如何应对、如何解释呢？树理跟柏木连话都没说过。她对柏木根本不感兴趣，甚至不愿意走近他。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追溯所有人知晓的事实，便无法捏造不可能发生的情节。这与举报信内的虚构内容有着本质的区别。树理用力扣上听筒，挂断电话。她觉得自己出了一身冷汗。我并不笨，却差一点犯下无可挽回的失误。这到底是怎么问事？好险啊，真是千钧一发！树理做了好几次深呼吸，用双手摩擦着自己的身体，好一会儿才恢复平静，脸上露出冷笑。现实并没有任何改变，但树理撒下的弥天大谎仍在发挥着作用，只是此刻的树理根本想不到这一层。*“什么事？是打错的电话吗？”刚洗完澡的凉子，身上披着毛巾问妹妹。瞳子手里还握着电话听筒，撅起小嘴说道：“挂掉了。”“说什么怪话了吗？”“什么是怪话？”“就是莫名其妙的话。”“什么是莫名其妙的话呢？”凉子从瞳子手中拿过听筒，搁回电话机。“不是答应过爸爸妈妈吗？瞳子不能随便接电话。”“姐姐怎么可以接电话呢？”“翔子也不能接。我是中学生了，所以能接。”“我刚才就在电话旁边嘛。”“那就去叫妈妈接。”凉子一直很小心，尽量不让妹妹们接电话。理由有两条。首先，家里的电话常会有父亲工作相关的重要联络，让翔子或瞳子接到可能会误事。其次，这世上闲人太多，时常会打来一些莫名其妙的骚扰电话。以前有一阵子就不断有骚扰电话打进来。凉子不想让年幼的妹妹们接听这种电话。她是个十分爱护妹妹的大姐姐。“真的是马上就挂断的吗？”“是啊。可是有‘哈――哈――哈――’的声音。”“哈――哈？”凉子一下子皱起了眉头，看来果然是骚扰电话，“觉得不舒服吗？”瞳子用手指了指自己的鼻子：“瞳子吗？”“嗯，你没事就好。你也快去洗澡吧。”说完，凉子很快遗忘了电话的事。*未能送达的讯息掉落在黑夜的一角，谁都不知道的地方。寒风中，声音不再往复回响。太阳升起，太阳落山，一天很快过去。在事先设定好的开关无声无息地打开之前，时间平静地流逝。今天能做的事情都做完了。每个人都对此深信不疑，便能够安然进入梦乡。20星期天没有门诊，医院大门紧闭。佐佐木礼子从边门进入医院后，向一个路过的护士打了声招呼，并出示警察证件，询问外科抢救室位于何处。在和医生说话。”庄田说道。庄田今年正好三十岁，比礼子小两岁，但他在少年课的资历和礼子不相上下，礼子一直将他看作自己的同僚而不是晚辈。庄田为人热心，能力很强。相比那个一心只想哪日离开吃力不讨好的少年课，工作总是心不在焉的课长，他要可靠得多。“情况怎么样？”礼子问。传呼是庄田打给她的，回电话时她没有询问被害人的伤情。电话里，庄田是这么说的：是大出他们干的。被害人用救护车送去医院了。礼子当时觉得，了解这些就足够了。“刚送来时，满脸都是血。”说着，庄田抹了一把自己的瓜子脸，“耳朵里好像有出血，具体细节还得问医生，不过，至少被害人的意识还是清醒的。”“被救护车送来时，神志清晰吗？”“有意识，但有点迷迷糊糊的。”被害人名叫增井望，是城东第四中学的一名男性学生。“询问过被害人了吗？”“还没有。只问过他的母亲和救护员。发现被害人并叫来救护车的那个人不仅心肠好，还相当机敏。他给了救护员一张名片，说是之后可能会找他了解情况。因此我马上联系到了他。”庄田打开一直拿在手里的笔记本，“他叫田川实，是冈谷证券的职员，说他是在休息日上班的途中发现的被害人。他晚上七点才下班，可以过会儿再去找他。他是个系统工程师。”冈谷证券是去年从兜町搬来城东新楼的大型证券公司。那栋造型前卫的办公大楼，在这附近相当稀罕，老远就能看得见。“似乎没打110报警。”“也难怪。不过，已经派人去保护现场了，不用担心。”礼子咬了咬下嘴唇，说道：“这次可不会当成中学生敲诈事件从轻发落了。当然，敲诈本身已经很恶劣了。”庄田点了点头：“这是不折不扣的抢劫。”“那些家伙，”礼子很想恶狠狠地唾骂几句，“怎么会做出如此荒唐的事来！”“这得问本人才能知道。”庄田干脆地应道。面对作为少年课“常客”的不良少年和问题少年，庄田虽说算不上冷漠，但比起礼子的痛心疾首，他可要淡然得多。“怎么知道是大出他们干的呢？”“不太清楚。据说增井对赶来的母亲说，他是被三个人一伙的学生打的，其中之一就是大出。他母亲觉得此事非同小可，就给警察署打了电话。所以严格来说，还不能断定是大出他们干的。”礼子觉得，不是大出他们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他们以前就认识吧？”“估计是吧。增井遭到他们的纠缠，可能不是第一次了。”这倒完全有可能，所以才越发显得荒唐，令人气愤。事件发生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前。离这家区立综合医院十五分钟脚程之外的相川水上公园旁，冈谷证券公司职员田川实发现了一名少年。少年摇摇晃晃地走出公园门口，在路边蹲下身子，脸上和衣服上都沾有血迹，一看便知事态异常。田川走过去跟少年打了招呼，可对方连头都抬不起来。田川大惊失色，赶紧跑到附近的人家借电话呼叫救护车，并在救护车到来之前一直陪在少年身边，支撑着他的身体。少年身着毛衣，没有穿外套，鞋子掉了一只。借电话给田川的那户人家的主妇拿来了毛毯，盖在少年身上。等待救护车只用了五分钟，可这段时间里，少年一直在呕吐。救护车到达后，田川讲明公司到了交接班的时间，自己要去上班，给了救护员一张名片就走了。救护员将少年扶上救护车后询问他的姓名。少年说，他叫增井望，还报了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救护员问他：“怎么会受伤的？”增井回答：“被人打的。”并要求给妈妈打电话。由于增井声称自己头痛难忍，救护人员便不再问更多的问题。增井躺上担架床推进抢救室后，他母亲赶到了医院。看到母亲的脸，增井似乎感到放心，边哭边描述了事情的经过。原来，他一个人走在相川水上公园里的时候，被城东第三中学二年级学生大出及其同伴缠上了，挨了揍还被抢了钱。由于是三个打一个，他一下子就被打懵了，一时间失去了知觉。等他清醒过来，觉得浑身发冷，疼痛难忍，头晕目眩，十分难受。他想先回家再说，可走到公园的门口时，两腿就动不了了，只得蹲下身子。外套和鞋子到底去了哪里，自己也不知道。母亲听了他这番话马上打电话给城东警察署报了警。于是礼子他们来到了这里。“听他母亲说，增井是从图书馆回来时出事的。”庄田说道，“他的家与发现他的公园门口只相隔两个街区，穿过公园的路线是去图书馆的近道。”那座相川水上公园是将原本位于该处的运河填埋后修建的，因而被冠以“水上”之名。那里树木葱茏，又利用原先的运河构筑小桥流水的景致，非常适合休闲散步。不过，由于构造复杂，背阴处多，这里曾发生过多起敲诈抢劫、猥亵女性的案件。太阳落山后，儿童和女性一般都不敢进去。增井虽然是在大白天受到袭击的，但由于现在是冬天，公园里没什么人。礼子觉得要找目击者可能有点难。如果有人目击事发现场，应该会当场报警。不过也很难说，有些人会因为害怕受到牵连而选择视而不见。就算路人知道涉事双方都是少年，说不定也不会报警。据说近来最可怕的就是这些小鬼。“两位警官。”庄田和礼子听到有人喊他们，便回头望去。抢救室门口站着一位身穿浅绿色手术服的医生。“请吧。时间不长的话，可以跟病人交谈。不过，别让他过于兴奋。”礼子走近这位高个子医生，问道：“病人现在情况如何？”“脑电波并未发现异常，CT也正常，估计不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不过，脑震荡的影响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还有眼底出血，右眼尤其严重。”医生答道。不知为何，他是看着庄田的脸，而不是面对礼子回答的。听了医生的回答，礼子心头猛然一震。“对视力的影响……”“嗯，这有待进一步观察。我想应该不存在失明的危险，但视力很可能会下降。”“有没有骨折呢？”庄田问道。“右侧三根肋骨骨裂。”医生敲了敲自己的侧腹，“从位置来看，不像是倒地时骨折的。听说是遭到敲诈了，对吧？”医生扬起一条眉毛。问题依然抛向了庄田。“好像是的。”“估计是用脚踹的吧……”医生自言自语般地说，“脸上和身上都留有殴打的痕迹，眼睛周围尤为明显，几乎能看得出拳头的形状。哦，对了。如果你们想拍照留证，请跟护士打个招呼。”医生似乎已经对这种事情司空见惯了，“跌打伤很多，并且发肿了，肯定十分疼痛。已经为他注射了镇痛剂，如果病人想睡觉，请不要硬性阻止。他受到了惊吓，必须安静地休息。”“内脏没有异常吗？”“有少量血尿。暂时没有检查出更严重的异常，但需要进一步观察。”这时，礼子放在上衣口袋里的传呼机响了。她急忙将其取出。“请关闭电源！”一声严厉的告诫之后，医生便离开了。礼子对庄田说了声“是署里来的”，就去大堂里找电话了。巡警去商业街寻找。这三人都不在自己家中，他们的家长也不知道他们上哪儿去了。警方并没有告诉家长们具体情况，觉得应该谨慎对待。挂了电话，礼子心想：好了，这下得看那位强横的大出社长如何应付儿子的不检点了。“不检点”？对，估计大出胜会使用这样的词汇。要不就是“调皮捣蛋”？但是，这次的情形远非如此简单。这是犯罪！他们竟然动起了刀子。刚想离开电话，礼子又改变了主意，重新拿起听筒，拨通了城东第三中学的电话。铃声响了一会儿，一位男性事务员接听了电话。礼子告诉他有急事，向他打听了津崎校长家的电话号码。铃声只响了两次，津崎校长就接起了电话。“休息天还打扰您，真是不好意思。”尽管礼子这样打了招呼，她还是能够感觉到，电话那头的津崎校长相当紧张。“出什么事了？”校长问。礼子讲了一遍事件经过。校长沉默了两秒左右，随后干脆利索地说：“我马上就去学校，守在办公室，有情况请随时联系。我叫年级主任高木老师一起去。”“拜托了。”老师们也不得轻松啊。礼子在心底嘟囔了一句。？抢救室里放着三张病床，用帘子分隔开来。增井望躺在最内侧的那张病床上，一位身穿嫩绿色对襟毛衣的中年妇女正站在床脚边，应该是增井望的母亲。她很快发现了礼子的到来，并走上前来。“我们是城东警察署少年课的庄田和佐佐木。”出示警察证并向她打招呼时，增井的母亲低了好几次头。“增井的情况怎么样？能跟他说几句话吗？”“啊，啊。”母亲嗓音沙哑地答应着。治疗结束，检查结果也已知晓，得知儿子避免了最坏的状况，随着几分安心一同涌来的，恐怕就是极度的疲劳吧。“他有点困，但应该能说话。”“夫人，您也没事吧？”礼子将手轻轻搭在增井母亲的胳膊上，“您是在这里坐一会儿，还是去候诊室休息？”“我待在这里就行。我要陪着他。”“和其他家人联系过吗？”庄田问道。“我丈夫今天去打高尔夫了。陪客户。”“啊，这样啊。那就联系不上了。夫人您一个人真是受累了。”庄田点了点头，像是在安慰她似的。“他姐姐在学校有社团活动，还没有通知她。目前只有我一个人能来。”“增井有姐姐？”“嗯，叫年子。”“也是四中的学生吗？”“是的。”增井的母亲握紧拳头顶在嘴边，眼角充满了恨意，“本以为四中没什么大问题，不会让人担心。可谁知，他竟会被其他学校的学生欺负……”礼子走近增井望所在的病床。被子几乎没怎么隆起，可见这个孩子的身体相当单薄。他闭着眼睛，呼吸时鼻腔微微震颤。增井望的脸肿着，右眼上覆着眼罩，套在耳朵上的白色橡皮筋勒住了鼻梁，光看这一点就觉得很痛。他身上盖着一条薄被，脖子以下的样子看不到，不过有一根导尿管从被子底下露了出来。对于正处于敏感期的男孩，这会令他十分难堪吧。吊在床脚边的塑料袋中的尿液，至少在外行人来看没什么异样。礼子放心了。右臂正在输液，药液有节奏地滴下，礼子能看到药名，却不懂药的效用。“增井同学，”礼子轻声喊着，“我是城东警察署的警察。你现在能说话吗？”增井望的眼球在半开的眼皮底下动了动，周边布满深紫色淤痕的嘴巴颤抖着，微微张开。“是警察吗？”声音很低，几乎被呼气声掩盖。“是啊。你遭罪了。是不是很害怕？不过现在不要紧了。”少年闭上了眼睛，眼皮一跳一跳的。他似乎正和镇静剂的药效作斗争，想努力睁开眼睛。“不必勉强自己说话，医生也是这么说的。那三个打了你还抢走你钱的人，警察正在找他们呢。你放心好了。”增井望的眼皮缝隙中露出一点点瞳仁。他在看礼子。礼子对他点了点头。“大出。”少年说。礼子刚想径直说出“大出俊次”这个名字，犹豫片刻后改了口。“是三中的二年级学生大出俊次，对吧？”“嗯。”“他一个人吗？”“还有他的同伴。就是老跟着他的那两个。”“增井同学，你认识他们吗？”少年的鼻腔猛地鼓起，喷出一股气息。“在学校里，听说过。”“四中？”“是的。”“在你之前，四中也有人被大出他们敲诈过吗？”“是的。”“这么说来，他们在四中也很出名？”城东三中和四中会有从同一所小学毕业的学生。而大出俊次在小学就是问题儿童，所以一旦有点什么事，大家很快都知道了。“所以增井同学也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也会互相叫对方的名字。”“在威胁你，对你施暴的时候？”“是的。”笨蛋。礼子的脑海里突然冒出这个词。大出的三人帮既是一群坏蛋，也是一群笨蛋。一想到这里，礼子就怒火中烧。她掏出笔记本，里面夹着那三个家伙的学生手册的复印件，一张张拿给增井望看。增井望确认了复印件上的脸部照片。“就是这三个人。”“他们是怎么威吓你的？”少年的头在枕头上动了动，嘴角颤抖着。“你的外套已经在相川公园里找到了，被刀子割破了，那也是大出他们干的吗？”“嗯。”“他们持刀威吓你，叫你把钱交出来，是吗？”“是的。”“具体地点在哪里？”“在散步道路的，桥边。龟井桥。”那是一座靠近相川水上公园出口的小桥。“受到威吓后，你做了什么？”“逃跑。”“但是没有跑掉？”“是的。他们就打我，踢我。”“你身上带了多少钱？”“一千日元左右。”“都被抢了吗？”“反正没有了。”“你没看到他们抢走吗？”“我晕过去了。”“那么，之后的事情你还记得吗？走出公园来到马路上，直到有人叫来救护车。”“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绿化丛里。”“受到攻击时在散步道路上，醒来时却发现自己在绿化丛里？”“是的。”增井望的脑袋又微微动了一下，鼻腔“哼”的一声鼓胀起来。呼吸也带着几分颤抖。微睁的那只眼睛闭上了。他很累了吧。那三个家伙看到增井望一个人走着，于是围上去拔刀威吓，用刀子割破他的外套；当他想要逃走时，三人一拥而上，拳打脚踢；等他倒地昏厥后，又抢走他身上值钱的东西，也许他的外套就是在那时被脱下的。鞋子呢，或许是他在逃跑时弄丢的吧。然后，那三个家伙将失去知觉的增井望藏到绿化丛中，溜之大吉……野蛮，恶劣。礼子感到自己的喉咙火辣辣的。跟屁虫嘛，都跟着呢。”“他们刚才在哪儿？”“游戏中心。‘天秤座’里的。”原来他们还在玩啊，认为自己不会被抓，是吧？礼子将视线转回病床。增井望正平静地呼吸着。礼子轻轻地叫了声“增井”，没有回音。就让他睡吧。离开病床，回到抢救室外的走廊上，庄田已经在那儿等着她了。“回署里去吧。”原以为自己能克制，可一开口，礼子仍发现自己发出的声音十分尖锐，充满火药味。那群混蛋，无可救药的三人帮。瞧着吧，这次可不是口头教育一下就会放你们过关的。21回到少年课后，课内的同事马上告诉她“在大房间”。所谓“大房间”指的是楼上的大会议室。“课长也在那儿？看了一眼空着的课长座位，礼子问道。“在啊，正憋着火呢。”急匆匆脱去大衣，抄起便笺本，礼子和庄田一同跑上楼梯。大会议室所在的楼层还有署长室和训话大厅。平时，这是警署内最安静的楼层。今天就大不一样了。礼子刚把手搭在大会议室的门把上，里面便传出了怒吼声，好像正等着她一样。“我说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断定是我儿子干的了！”礼子看了看庄田。庄田抿嘴笑着小声道：“已经在了。他老爸。”礼子说了声“对不起”，一脚踏进大会议室。她感觉到来自四面八方的视线一下子向她涌来，仿佛冒失地冲进狂风骤雨一般。人物俱已到齐。长方形大会议桌距礼子走进的移门较远的一端坐着大出俊次、桥田佑太郎和井口充三个人，椅子拖出老远，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大出俊次的父亲大出胜占据了会议桌的一条短边。刚才的大声吼叫无疑出自他之口，礼子早就听惯了。大出俊次坐在他父亲身边，也就是桌子的一角。桥田佑太郎和井口充与这对父子稍稍拉开距离，背对着会议室的门。与这两名少年相隔一段距离的地方坐着桥田的母亲，还有个礼子从未见过的中年男子。由于桥田家只有母子两人，这个中年男子应该是井口充的父亲。如果将井口充多余的脂肪抽走，再扔进脱水机里甩上几圈，或许能变得和这个中年男子一模一样。礼子稍稍有些吃惊。之前井口充每次闯祸接受教育时，他父亲从来不露面。礼子遇到的总是他的母亲。而这个做母亲的，是个只会哭着说对不起的人。大出胜充满敌意地瞪视着礼子和庄田。这位大出木材厂的社长长得高人一头，宽人一背。儿子俊次尽管个头不小，和他父亲站在一起就显得相当瘦小了。今天是星期天，大出胜没有穿西装，一身气派的大格子毛衣。左手的手腕上戴着块金光闪闪的手表，是劳力士。“你们到底跟我儿子有什么深仇大恨？”大出胜吼叫着，显出一副不依不饶的模样。礼子没有理睬他，对房间里所有的人轻轻点头，说道：“我是少年课的佐佐木。这位是庄田。有劳大家了。”她多半是对着桥田的母亲和井口的父亲说的。桥田的母亲避开了她的目光，井口的父亲垂头丧气地将脊背弯得更低。“情况刚刚说明过了。”坐在一排学生及家长对面的里中课长说。虽然表情平静，但他的目光分明带着厌恶和不耐烦。他身边坐着刑警名古屋，嘴里叼着照例不点火的香烟，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既然可能是少年课里的“名人”惹出的事件，课长出马理所当然。可看到名古屋也在一旁，佐佐木礼子多少感到有些意外。名古屋却不看礼子一眼，只是将身子靠在弹性不错的座椅靠背上，不住地用眼睛扫视着对面的三位初中生。“听说你们在‘战斗指挥室’，受惊了吧？”礼子神情爽朗地对大出他们说道。刚才的电话里提到他们在天秤座大道的游戏中心，而“战斗指挥室”就是那里两家游戏中心的一家，也是这伙人常去的。没人应答。三个人忠实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做出三种不同的表情。大出俊次面露冷笑，目中无人；瘦高个儿的桥田佑太郎就像睁着眼睛睡觉似的，毫无反应；矮胖身材的井口充眼珠子滴溜溜乱转，时偷看礼子的脸，好像想到了什么俏皮的下流话，却不说出来，也许是害怕挨老大俊次的骂。“巡警找到他们后立刻联系了他们的监护人，就一起来了。”里中课长说道。他似乎在强调手续上毫无差错。“好好的休息日都让你们给搅和了。”大出胜愤愤不平地说。他的脸被太阳晒得黝黑，只有右手的手背是白的。这是打高尔夫球留下的印记。有时间打高尔夫，就不肯为管教儿子多花点心思吗？礼子在心中抱怨道。“非常抱歉。”礼子恭敬地说，“因为发生了课长刚才说明的事件。我和庄田去医院看望过被害人，他受到的伤害相当严重。”“为什么要怀疑我儿子？”“刚才里中大概已经说明过了。被害人遭到与他同龄的三人袭击，说那三人相互称呼对方‘小俊’‘桥田’和‘井口’。这就是证言。”大出胜的黑脸一下子涨得通红。他抡起拳头重重地捶向桌面，桌上的一只铝制烟灰缸被震得跳了起来，把井口的父亲吓了一大跳。“这种话怎么可以相信？你们只会怀疑我儿子！”“大出先生，”礼子直视大出胜的脸，声音却变柔和了，“我们给被害人看了大出的照片，已经得到了确认。事情非同小可，必须询问本人，才有劳大家到这里来的。”“我儿子什么也没干！”大出俊次一边听着父亲大声咆哮，一边偷偷怪笑。看到他在笑，井口充也吃吃地笑了起来。桥田佑太郎依然一动不动地凝视半空。“请告诉我们，今天午后你们都在哪里？”庄田问三个少年。他的视线依次盥向三人，最后停在大出俊次的脸上。“没必要回答。”大出胜立刻出面拦住，“律师马上就来了。”“大出先生，你叫律师了？”“怎么了，不能叫吗？当然，或许这会对你们不利。”“不是这个意思。”庄田微笑道，“如果大出先生不想让我们向孩子提问，那也没必要叫上律师，只要站起身来回去就行。我们谁都没有阻拦的权利。”大出胜急躁地眨巴着眼睛，额头上的汗珠闪闪发光。“我才不吃你这一套呢。”“哪一套？”“如果我带儿子回去，你就能随意捏造报告，然后正式逮捕他，是吧？你们不总是这么做吗？”庄田像是要征求同意似的看了看礼子，略微收起微笑，继续说：“大出先生，请恕我直言，在此之前，俊次已经受过多次管教了。”大出胜刚要反驳，庄田做出手势制止了他。“那么前几次，我们城东警察署也像大出先生说的那样，都是擅自妄为的吗？”“你们一直都是。编造一些我儿子根本没做过的事来吓唬人。”“好吧。那么这次，我们绝不擅自妄为，而是认真地确认事实。怎么样？”里中课长听了，不由得向庄田瞪起了眼睛。庄田心想：刚才这话听起来，确实像在承认我们以前一直是擅自妄为，但这只是种说话技巧罢了。别神经过敏，好不好？“让我们等律师来吧。我们不仅要保护受害的少年，也要维护大出他们的正常生活。”到大出俊次飞快地看了名古屋一眼，那眼神好像在说：这个老头怎么回事？这是一起抢劫伤害事件。因为被害人的证言提到了大出等人，才交给少年课处理。严格来说，这桩事件本该由我们刑事课负责。确实，似乎没有物证可以证明大出、桥田和井口有涉案嫌疑。只有被害人的证言，犯案者可能另有他人。因此，请以协助调查恶性抢劫伤害事件的立场回答一些问题，可以吗？”“在一派胡言里听到儿子的名字已经够心烦了，谁还愿意协助你们？”名古屋将香烟放进上衣的口袋。“如果被害人说谎，就说明他对大出怀有明显的恶意。”“我不是一开始就这么说了吗？”大出胜说着，再次挥拳击打桌面。桥田佑太郎稍稍瞪大了眼睛，盯着发出清脆响声的铝制烟灰缸。“从大出的角度来说，真是不可思议啊。大出先生，难道你不想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吗？不管怎么说，这可是桩恶性抢劫伤害事件。”“跟我们毫无关系。”“可这是抢劫伤害事件，万一被害人死了……”礼子心里暗自好笑。她知道，名古屋警官反复强调“抢劫伤害事件”不是说给大出胜听的。他的目标是桥田的母亲和井口的父亲。果然，这一敲山震虎之计收到了成效。两位家长抬起一直低着的头，两眼紧盯名古屋瞥官，窥探的眼神中显然夹杂着惊慌。“要说的话……”桥田佑太郎的母亲开口了，把尾音拖得很长。这种黏糊糊的半疑问句本是小姑娘的专利，可她总是这么说话，“该说些什么好呢？”对于这位桥田光子，礼子了解的情况并不少。因为光子很喜欢谈她自己的事情。光子是二十二岁那年结的婚，婚后不久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儿子到该上学的年龄时，她丈夫因交通事故去世了。从此，她开始了单亲妈妈的困苦生活。她的生活来源主要靠去酒吧打工，在那种灯红酒绿的娱乐场所备尝艰辛。后来，她又与一个在酒吧认识的客人结了婚，生下了佑太郎和他的妹妹。但是，第二任丈夫在三年前与她分手了。她跟第一任丈夫生下的长子，高中毕业找到工作后就离家独立了，因此她现在和两个孩子一起生活。她在当地开着一家名为“梓屋”的烧烤店。那是间火柴盒一般的小店，她住在店面的二楼。礼子没去她的店吃过东西，不过作为少年课的警察，她曾去拜访过，后来走过店门前时也张望过好多次。她觉得，那里与其说是一间烧烤店，还不如说是个小酒馆，看起来生意不会太好，但好像也有固定的常客，周末晚上相当热闹。桥田光子在店里一般身穿围裙，梳着发髻，在化妆方面相当花心思。作为孩子的监护人，她并不像大出胜那样对警察充满敌意。只不过她很会找理由，那些理由往往来自她自己的身世经历。“因为他没有爸爸……”是她的口头禅，一遇到什么事就马上挂在嘴边，还常常说：“男孩子的事情，我这个做母亲的也弄不懂。”据说那间烧烤店“梓屋”原本是她的第二任丈夫开的。当时光子也在店里帮忙，后来就直接继承了下来。“有什么办法呢？那个人突然就一去不回，为了我和孩子能活下去，不把这间店面撑下去，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房子是租来的，赚来的钱交完房租，就只能勉强糊口了。”由此来看，丈夫和她分手并不是正式离婚，而是离家出走，甩掉了她和孩子。撅着嘴发牢骚的桥田光子往往显得特别疲惫，可一旦打开话匣子，就会越说越来劲。礼子以前到她家去，原本是想了解她儿子平时在家和学校的生活状况，等回过神来时，却发现只有光子一人在滔滔不绝，自己完全成了被动的听众。她的抱怨漫无边际，连绵不绝，要想找到一个缺口打断她的话头都很难。不过，礼子觉得听听也无妨，说不定能从中找出桥田佑太郎变得如此沉默寡言，不讨人喜欢，还要紧跟粗鲁不堪、只图眼前快活的大出俊次的原因。“佐佐木警官，我一个女人就是这么挺过来的呀。”这也是光子的老生常谈。她十分怀念温和正派的第一任丈夫，总说要是他还活着，自己就不会陷入这般光怪陆离的生活。对于分了手的第二任丈夫，她一直牢骚满腹，说他好色成性，动不动就打人，自己好吃懒做不说，花钱也大手大脚的。光子一边说他走了倒也清闲，一边又哀怨地控诉他抛弃母子三人。如果用不留情面的眼光看，桥田光子算得上女性人生失败的典型。但礼子觉得，光子的人生暂时还不算彻底失败。不管怎么说，她至少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了，还操持着一家多少有人光顾的小店。然而，当孩子们的问题随着成长逐渐显现，未来的光子可能会面临真正的失败。那么，桥田光子对佑太郎的所作所为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一点，礼子很难把握。为了找到解答，礼子才会找她谈话，可光子每次都拿自己的不幸人生偷换掉话题。深谙世事的光子应该能把握如今事态的严重性。她又将如何面对？至少会说点什么吧？礼子收紧下巴，目不转睛地盯着她那张瘦弱的侧脸。“这孩子就是这么个德行，不会讲话。”光子将目光落在桌面，开口说道。当她说到“这孩子”时，抬起眼睛瞄了一眼佑太郎。她的儿子依然呆呆地望着半空。“就算是现在，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被叫到这里来吧。其实，我也是……”庄田温和地提问：“夫人，您知道今天中午到下午三点的这段时间里，佑太郎他在哪儿吗？”“啊……”光子眨了眨眼睛。烧烤店星期天不开张，她便没有化妆。因此，她的脸比礼子看惯的模样要大一圈，也许是脸部皮肤松弛的关系。没画眼影和睫毛膏的眼睛显得又小又凹陷。“我想，是在家里吧。是吧……”最后的“是吧”两字分明是对佑太郎说的。佑太郎终于看了一眼母亲。或者说，他只是将眼睛转了过去，并没有把焦点对在母亲身上。大家望着他，屏息凝神，等他开口。自礼子进入大会议室，那三个少年就没有说过话。估计在此之前，他们也没对里中课长说过什么吧。暴跳如雷、大喊大叫的，只有大出胜一个人。“在家里啊。”桥田佑太郎说道。“你看看，你看看。”大出胜立刻气势汹汹地探出身来，说道，“我儿子也在家，跟我一起吃午饭，一直待在家里啊！”庄田没有理睬大出胜，他问桥田佑太郎：“你是几点去的天秤座大道？就是三个人去‘战斗指挥室’玩的时间。”佑太郎耸了耸瘦骨嶙峋的肩膀。现在十多岁的孩子都能很酷地做这个动作，估计是从影视剧里学来的。“我儿子说了，刚进游戏店就被警察抓走了。突如其来的，什么坏事也没干。难道有规定星期天的大白天，初中生不能去游戏中心玩吗？”大出胜提高了嗓门。大出俊次望着正拼命为自己辩解的父亲，脸上依然挂着冷笑。“大出，是这样的吗？”庄田飞快地将视线转向大出俊次，“巡警叫住你们的时间，是下午三点三十五分，那时你们刚刚进入游戏中心吗？”大出俊次开了口，脸上的冷笑也收敛了。不过他并没有回答庄田的问题，而是向自己的父亲提问：“律师来之前不是不能说吗？”室’，对吧？问你什么时候去的。”“什么时候？不记得了。”他慢吞吞地说着，抬起身子把椅子弄得嘎吱作响，然后盯着井口充的脸，问道，“不记得了吧？”“嗯，一点也记不得了。”井口充点点头，好像早就等着这个问题了。他说得很急，唾沫四溅：“我们刚到店里，还没换筹码，就被警察拦住了。”“警察打你们了吗？”大出胜又急忙抢过话头，“打了几下？说呀！我告他们去！”“巡警没对你儿子他们动用过暴力。”庄田截住了他的话头。“你又不在场，你怎么会知道？”“我接到过报告。”“那都是些假报告。”对于类似的唇枪舌战，礼子早就厌烦了。说到底，大出胜就是这样的人，这样的家长。她干脆一门心思盯着光子。此时，光子正在窥视佑太郎的表情。是想从儿子脸上看出些什么，还是想向儿子传递什么信息？而佑太郎一直是一副漠然的神情，昏昏欲睡地垂着脑袋。“我们只做点小本经营，”井口充的父亲突然开口了，他说话的声调比较高，很像他的儿子，“跟大出先生没法比，他可是商会里的的头面人物。不过那只在生意场上，是我们大人之间的事。并不能因为这样，让我儿子也必须对大出先生的儿子尽情分”这下可有好戏看了。大出胜起先无言以对，不一会儿又开始嚷嚷起来：“喂，井口，你是怎么说话的？我可不能把你的话当耳边风。什么叫尽情分？嗯？”井口充也慌忙朽住自己的父亲：“老爸，你就别乱说了。”然而，这位老爸一点也不想闭嘴。他无视气势汹汹的大出胜，把脸凑近自己的儿子。“我说，你以的干了警官们说的那种勾当了？抢劫？我看你也没那个胆量。你不过是跟在大出的屁股后面起哄，对吧？”井口充的脸瞬时没了血色。与此相反，大出胜已经满脸通红，一副快要喷出火来的架势。“我们是朋友啊。”井口充发出哀嚎似的声音，“是朋友啊。我跟小俊是朋友。”礼子注意到，大出俊次这时低着头，正强忍着不让自己笑出声来。对啊，对他来说，井口充和桥田佑太郎不过是两个小喽啰，看到喽啰们在拼命为自己抗辩，自然会觉得好笑吧。或许是感到了礼子的视线，大出俊次抬起头来。他的目光深处蕴藏着愤怒，似乎在说：大婶儿，别用这副嘴脸看我。“是啊。”他突然开口了，然后转向井口充的父亲，说道，“我们是朋友嘛。”他的语调很平稳，他常常用这种语调调侃人，“是朋友啊，我们。”“就是嘛。老爸，所以你别说了。”井口充满头大汗。他的父亲则像很累了似的眨了眨眼睛。“怎么会这样呢？你只不过受到了大出的胁迫，不是吗？要不，你还想怎么样？难道要跟他一起被捕，作为抢劫犯送进少教所吗？你有必要跟他到这种程度吗？”“你胡说什么！”大出胜一脚踢开椅子，跳了起来，“从刚才起，你就一直鬼话连篇。我儿子可没搞过什么抢劫！”“大出先生！”庄田赶忙站起身，拦住了想要殴打井口充父亲的大出胜。里中课长也插到那两人中间。桥田光子则从椅子上站了起来，逃到一边去了。井口充的父亲对他儿子来说简直就是一颗地雷。现在，他像看着一头野兽一般，凝视着被里中课长和庄田两个人架住的大出胜。他的内心动摇了。井口充推了一把父亲的肩头，开始唾沫四溅地埋怨起来：“叫你别说了，你偏要说。你回去吧，来干吗呢？你平时不是老去赌自行车赛的嘛，今天怎么跑这里来了？”真是一幅令人悲哀的光景。只有大出俊次一人在咯咯笑着，边笑边上前拉住他的父亲：“行了，老爸。你也消停下吧。”他揪住父亲的上衣，将他拽了回去。“收回！你把刚才说过的话收回去！跟我儿子道歉！你这个混蛋！我跟你没完！”大出胜大声嚷嚷着，继续发威。井口充的父亲僵在椅子上，时而看看臭骂他的大出木材厂的社长，时而瞧瞧擦着汗骂他“傻老爸”的儿子。桥田光子沿着桌子的边缘逃难，最后停在了儿子佑太郎的身边，瘦弱的身体紧靠在高个儿子的身上，脸上满是惊恐的神情。她眼下已然不再是一位母亲，而只是一个无助的女人。佑太郎依然坐在椅子上，像旁观者一般眺望着这场骚乱。“请先坐下。冷静一点。”好不容易把大出胜按回椅子上，庄田气喘吁吁地说，“你在署内动用暴力，既无助于弄清事实，也不能为你儿子作证。”大出胜的鼻孔张成平时的两倍大，喷出的鼻息似乎能够升高室内的温度。“你，你这个混蛋！”他用粗壮的手指指着井口充的父亲骂着，颤抖的声音仿佛来自腹部深处，“你不想想，我儿子那么照顾你儿字，竟然说我儿子是罪犯，你以为你是谁？你那个宝贝儿子能上学，还不全仗着我儿子罩着他？”“我可不知道什么‘照顾’。”井口充的父亲说，“喂，大出都怎么照顾你了？”井口充直冒汗，脸上一阵青一阵红：“老爸，你别说了行不行？”他的声音已经带着哭腔。桥田佑太郎在一旁怔怔地看着“朋友”们。“充，叫你妈来！”大出胜对别人的儿子命令道，“跟你这混蛋老爸没话说。你妈在干吗呢？”“忠心耿耿”的井口充老实答道：“对不起，我妈出去了。今天店里只有老爸，警察一来，他就跟来了。对不起。”井口充家在天秤座大道内经营一家杂货店。巡警要找三人帮的家长，并口充那边不需要电话通知，直接跑去他家就行。以前遇到这种情况，井口充的父亲总是让妻子出面。今天他原本也想佯装不知，逃之夭夭，可看到警察上门迎接，他只得老老实实地跟来了。井口充的母亲则是另一种类型的家长，无论遇到什么事都会马上哭着道歉，并随随便便地保证下不为例，可只要事情一过去，就立刻忘得一干二净。总而言之，就是得过且过，混个场面。她和桥田光子相比，尽管表现形式上有所差异，本质上倒是完全一致，那就是不愿正视儿子身上的问题。正因如此，以前同时管教这三个少年时，场面总对大出胜十分有利。大喊大叫、满嘴歪理，都是他一个人在唱戏，他完全可以控制局势。那两位母亲不可能顶撞他。所以，今天的局面令他暴跳如雷也在情理之中。礼子费了好大的劲才憋住笑。她认为，今天的事件对增井无疑是一场悲剧，但对于动摇三人帮的根基而言，或许会是个绝好的机会。“我是个不中用的男人，”等大家差不多安定下来，井口的父亲说，“所以我反对一遇到什么事就大喊大叫、动用暴力。”大出胜重重地哼了一声，嘲笑道：“你说得倒轻巧，你这个赌鬼。”礼子知道，井口的父亲喜欢自行车赛赌博，为此家里没少吵架。她也知道，井口充经常说他父亲的坏话，公开扬言父亲还是早点死掉的好。活着没一点用处，死了倒能换来保险金。“老爸你就闭嘴吧。”井口充央求般地小声嘟嚷着。他已经感觉到大出俊次的冷笑之下蕴藏的愤怒。不知道自己之后会受到怎样的折磨。来自俊次的，来自老爸的。“动用暴力是不允许的，大出先生。”里中课长训诫道。你口袋的东西都掏出来，行吗？”大出胜再次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巨大的身躯飞快地横穿大会议室，一把揪住庄田的领子，怒骂声震得玻璃窗嗡嗡直响。桥田光子用双手捂住了耳朵。“大出先生，大出先生，请住手。”里中课长也扑了上去，三个人扭作一团。大出俊次却只当什么也没看见，将手伸进口袋，开始“啪啦、啪啦”地往桌子上扔东西。钥匙圈、钱包、漆皮卡夹，还有口香糖的包装纸。礼子站起身，挤到大出俊次和井口充的座位之间。“全都在这儿了吗？”“是啊，大婶儿。”大出俊次下身是牛仔裤，上身穿着厚棉衬衫，外面套着肩膀和肘部包有皮革的羊毛外套。他的衣着向来很大牌。“外套的口袋里呢？”“什么也没有。”那三个扭在一起的人也注意到了桌上的东西。大出胜的太阳穴上青筋直跳。“俊次！你为什么要照他们的话去做？”“烦不烦啊？”儿子不耐烦地说，“有什么呀？反正我什么也没做。掏出口袋里的东西给他们看看，有什么关系呢？”大出胜慢吞吞地回到儿子身边。庄田正了正被大出胜揪过的领带，脸涨得通红：“大出先生，你要是继续采取这样的态度，我们就不得不严肃对待了。”“闭嘴，你这个混蛋！”大出胜一脚踢飞椅子。椅子一直滑到会议室的窗边，发出很大的声响。好啊，好啊，继续发威吧。礼子在心底无声地煽动着。再野蛮一点，再疯狂一点。让别人知道你才是混蛋。你根本就没注意到，井口的父亲和桥田光子现在正以怎样的眼神看着你吧？听了井口父亲的发言后，桥田光子那颗被自己的身世占满的脑袋，就像吹进了一股新风，开始清醒起来。现在，她正仔细观察着大出父子，那双凹陷着的眼睛深处已然显露出厌恶的神情。“我们也要掏口袋吗？”井口充说着立刻站起身来，要将手伸进皱巴巴的棉纺裤的口袋。他父亲抓住了他的手腕：“别掏！”“怎么了？”“别老像个跟屁虫似的学样。”井口充甩开父亲的手，从口袋里拉出一块脏兮兮的手帕，随后是折叠起来的一千日元纸币和几个硬币。揉成一团的纸巾也掏了出来。他又将手伸进肥大起球的套头毛衣的口袋，却什么也没掏出来。桥田佑太郎依然坐着，也一声不吭地开始掏口袋里的东西。他也穿着牛仔裤，上身则在T恤外面套了一件圆领毛衣，没穿外套。他掏出来的只有纸巾和零钱包。他的母亲在一旁惴惴不安地望着这些物品，仿佛眼前的旧纸巾和旅馆赠品似的廉价零钱包里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怎么样？嗯？有什么重大发现吗？”大出胜叉开双腿站稳身体，得意洋洋地俯视着里中课长和礼子，“喂，这里有什么初二学生不应该持有的东西吗？”正在这时，大会议室的移门上响起了敲门声。礼子赶忙上前拉开门，门口站着一位女警，她背后则是一位西装领带、花白头发梳得纹丝不乱的男子。他是大出家的专属律师风见。礼子已经和他见过三次面了。“啊，您好。”他神定气闲地向礼子打了个招呼，脸上既没有不愉快的表情，也毫无咄咄逼人的架势。“您辛苦。”礼子答道。律师一走进大会议室，大出胜便怪叫着扑了上去：“啊呀，律师先生，你可真是姗姗来迟啊。出大事了。你看看，俊次竟遭到非法逮捕。问题严重了吧？”趁着自己离会议桌还比较远的当儿，礼子深深地叹了口气。别看大出胜这副模样，却身居公司社长之职，而他的公司如今经营蒸蒸日上。大出木材厂是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现在，木材加工仅占其全部业务的一小部分。大出木材厂的成功，完全是因为巧妙地利用了眼下的高档住宅建造热潮。最近几年经济形势向好，自然而然地带动起房地产热。这股热潮与六十年代崇尚的“家庭住宅”有所不同，大家的热情似乎转向了高档住宅。在地价股价一路飙升的当下，并非只要凭借银行贷款，谁都能拥有自己的住宅。所谓人人发财的现象，仅仅是一种错觉。无论什么地方的地价都已经涨得很高，普通老百姓拥有“家庭住宅”的愿望成了一个遥远的梦。市场一片繁荣，人们对储蓄必要性的观念逐渐淡薄，将本该用于“家庭住宅”的金钱全部转向消费。从表面上看，大家都过着富足的生活――仅仅是表面而已。另一方面，如今想要拥有私人住宅的人，向往的不再是“自家住宅”，而是价格上亿日元的高级住宅。那些建筑都是出于炫耀目的建造的，无所谓预算，也不用节俭，钱花得越多越有面子。对承建商而言，饵真是个大发横财的时代。大出胜敏感地注意到了世态的变化和金钱的流向，盯上了一些大规模的住宅建筑公司。在经济形势一般的年代，只经营原材料的小型木材厂不可能获得很大的利润。如今却不同了，到处都金钱过剩，要提出自己有别人搞不到的高档原材料，那些大型开发商自然会感兴趣，根本不管你的公司规模或过去的经营业绩。下面的描述都来自大出胜的自吹自擂，听的时候必须打些折扣。如今的大出木材厂接手的业务都与高档建筑相关。那些建筑里，一根壁龛柱子就值五千万，而且还不止一两幢，多得很。他说，真正的有钱人造得起这样的房子。当然，谁也不知道那根柱子五千万的价格里，含有多少像大出木材厂那样的原材料供应商附加的利润。大出胜是个成功的商人，这一点礼子也承认。且不管他的生意经在高增长时代过去后是否还能有价值，但他对金钱的灵敏嗅觉、精于赚钱的本事，不得不令人佩服。然而，作为一个人，作为一名监护人，他的所作所为符合常识吗？是一个有责任教育子女的家长该有的吗？“这样可不行。”风见律师的说话声让礼子回过了神，“在如此混乱的状态下，就算我们想协助调查也做不到。毫无个人隐私可言。这祥不光是俊次，谁的权利也维护不了。”“好啊，那就单独面谈吧。”我们也希望这样――向礼子递去带有如此涵义的眼神，庄田站起了身。礼子对他点了点头。如果从一开始就分别向三人询问情况，估计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并开始害怕的井口充或桥田佑太郎会招认他们的所作所为――井口充大概会率先投降。但这样又会给大出胜的无理取闹提供借口。他会说这一切都是捏造的，井口那小鬼在胡说八道，桥田那小鬼想陷害我儿子。你们警察知道这一点，故意让他们提供虚假证言，我要告你们！老实说，警察并不害怕这种无聊的告发，只是一旦招致三个少年的决裂，会给井口和桥田留下深深的不安。事后翻供的风险也会有，尤其是井口的可能性最大。在大出俊次不在场的情况下，他为了保全自己会坦白交代，可见到大出俊次后，同样为了保全自己，他会瞬间开始以迎合大出为上，推翻自己先前的言论。所以，首先把三家人放在一起，任由大出胜大吵大闹，也让井口和桥田的家长有个观察大出胜的机会。在这一阶段，只要说明这一事件与以往的本质区别就行。这是一种策略。更何况今天又多了井口充的父亲，这个不确定因素成了意料之外的援军，已经动摇了井口充。这一策略对最冷静，甚至比他的家长还要冷静地观察这一切的桥田佑太郎来说，应该也是有效的。这样一来，礼子就能直截了当地问他一些以前很难得到答复的问题。桥田，你为什么要跟着大出？大出对你有什么意义

第一卷 事件 第三章